台湾大学的闪问(2/3)

首发：~台湾大学的闪问

答：我不相信那个地区有一群“捞尸为生”的船家，因为近年来显然没有发生赤壁大战和诺曼底登陆，没那么多尸体。

如果真有船家收了打捞费，也不奇怪。善恶义利本是交错并存的，不必“隐恶扬善”。

问：我和同学去上海，觉得那里人潮拥挤、步调紧张，而上海的朋友来台北，都很羡慕这里的民主、多元、方便、夜市、小吃、通宵书店、流行音乐……我们是应该在自己适应的地方谋发展，还是应该到竞争激烈的地方去磨炼？您对上海和台北都很熟悉，能提供这方面的建议吗？

答：你对上海的印象，是任何人初到一座陌生城市的共同感觉。上海朋友对台北朋友所说的那些“羡慕”，明显带有礼貌的成分。其实上海没有你感觉到的那么糟糕，而台北也没有你罗列的那么优秀。至少，上海有太多“寂寞梧桐深院”，例如我的台湾朋友登琨艳在沪东的掩荫院落，杨惠姗、张毅在沪西的畅朗府邸，都安静得自成日月。

从你的年龄和你提问的语气，我建议你更勇敢地摆脱对于熟悉生活的陶醉，去开拓生命的空间，当然未必是上海。开拓就是面对陌生，包括自己生命深处的陌生。

问：台湾也有孔庙，安静优雅，总能感受一种对圣人的缅怀。但近年去山东，“孔子热”延烧，到处闹哄哄，据说还要打造更豪华的纪念地，收费可能也更贵，您觉得这是一个好现象吗？

答：我听出了你的答案。但是，孔子早就不仅仅是学术文化界的现象，我们已经没有权利来设计他。历代皇帝祭孔，仪式宏大；普通民众朝圣，更喜欢热闹。与孔子几乎同时代的佛祖释迦牟尼，哲思多么深奥，但世间庙堂出现的却是密集的叩拜和香火。圣人塑造社会们几分，社会也塑造他几分。如果你不喜欢热闹，那么，你安静了，他也安静了。这就像你喜欢屈原，自可默默喜欢，不必嘲笑端午节赛龙舟的民众读不懂《离骚》。中国文人常常过于自命清高，我希望你们年轻人能够增加一点尼采描述过的酒神精神，在民众狂欢中醉步踉跄、融入人潮。

问：读深邃细腻的文学作品，总觉得简体字无法到位，您有同感吗？听说大陆也有人提出要逐渐恢复繁体字，有可能吗？

答：你的感觉，只是阅读习惯。我两种字体都读，没有同感。

简化汉字，包括简化字数、笔画、异形、异读、古读等很多方面，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代代都在做。现代的简化汉字运动，始于二十世纪初，比五四运动还早，三十年代出现过好几个简化方案，五十年代那一次，又包含着“扫除文盲”的急迫性。其实，很多简体字是历代草书中反复用过的，因此胡适之先生十分赞赏。

我不知道大陆有人提出恢复繁体字的理由是什么。这既要改变十几亿人的文化习惯，又要花费天文数字的资金，谁敢下这种命令？连终身只会写繁体字的毛也没有下过这种命令，他只是让自己的诗词印了一些繁体字版本送送老人而已。

文化走向

问：现在世界的文化潮流，是模糊“精英”和“通俗”的界限，又促动“全球”和“本土”、“后现代”和“后殖民”的竞争。请问余教授，文学应该如何在这些概念之间觅得定位？

答：很抱歉，这些界限和概念，都是强行切割出来的。文化最无聊的事，是为了讲课和论文，把一个个有机生命切割出很多碎块，再研究这些碎块之间的关系。其实你只要低头看看自己，万物皆备，百学可通，哪有什么界限？歌德说得好：“人类靠着聪明分割出很多的疆界，最后又用爱把它们全部推倒。”

文学不是在界限的夹缝里寻找定位的可怜角色，而是自由的精灵，无处不在。

问：在网络出现前，人类只有两件事平等：出生、死亡。现在有了第三件：网络。当今的人类，最大的区分是“数字化”和“非数字化”，您同意吗？

答：不同意。人类的最大区分，还是善良和邪恶。

问：台大学风自由，但是有一些漂亮女生频频在影视中亮相，也引来师长们的批判，认为这牵涉“公德”、“行为模式”和“社会期待”，您同意吗？

答：不同意。美丽是一种文化价值。欧洲文艺复兴这么伟大，仔细一看当时没有什么学术论文发表，只有几位画家和雕塑家呈现了人体的美好。

一所大学的女生频频亮相影视，证明她们各方面都广受观众欢迎，这是十分珍罕的事情。讨论她们该不该出来，十分可笑。请想一想，如果上海的某所大学一直在担忧学生都成了姚明、刘翔该怎么办，是不是有点儿滑稽？

问：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散文会不会像诗歌、小说、戏剧的花样翻新一样，蕴蓄着一种突破？

答：文学的优劣，无关新旧。文学的院子非常巨大，我希望同学们多在里边游览欣赏，并投入自己的几分劳动，而不要老想着破墙挖洞。文学和科学的区别，也在这里。

问：当今的散文中，常常出现虚构的内容，您赞成吗？

答：散文是内心的直接外化。一个人的内心很可能有梦幻、冥想、寓言、童话的成分，因此也有了虚构。请读中国散文之祖《庄子》。

问：在网络上看到，上海成立了“余秋雨大师工作室”。“大师”的尊称，在台湾也有，不知道有没有准确的定义，是近似于“桂冠”，还是近似于“爵位”？

答：“大师”的称号，最早还是台湾给我的。很多年前马英九先生主持我的演讲，一开头就当众称我为“大师级的文学家”，我很惭愧。但在大陆，这个称号很通俗，一般指三种人：第一种，路边算命卜卦的人；第二种，民间工艺大师，例如根雕大师、刺绣大师、紫砂壶大师……其实是对亲自动手的“大师傅”的美称；第三种，被追悼的亡故者，一个学者死了，称“国学大师”，一个画家死了，称“绘画大师”，依据的原则是“死者为大”。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以我的名义设立“大师工作室”，有一番苦衷。他们说，大学的理工科设立了很多高端研究所，但文化艺术没有。因此经过评选，设立了两个，除我之外，还有九十六岁的周小燕教授的“大师工作室”。在我的工作室挂牌那天，我对记者说：“一个人先做大人，后做老人，因此老高于大。我做了几十年老师，现在降老为大，不算什么。”

一句话问题

问：余教授，我们都非常喜欢您锐利、幽默的回答方式。知道您无心多涉世事，却有一种“一点就通”的痛快。我们准备了一些“一句话问题”，希望得到您的“一句话回答”，作为“闪问”的结束，可以吗？

答：试试吧，否则今天走不了。

问：中华文化几千年，量普及又最不与其他文化重复的精神价值是什么？

答：君子之道、礼仪之道、中庸之道。

问：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华文化最缺少的是什么？

答：公共意识、法制意识、实证意识。

问：近三十年，大陆在精神文化上最大的成果是什么？

答：普及了“以人为本、生命第一”的观念。

问：最大的隐忧是什么？

答：在“民意”旗号下的民粹主义泛滥。

问：现在的中国，您最乐观的领域是什么？

答：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