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大学的闪问(1/3)

首发：~台湾大学的闪问

两岸文化

问：余教授，您对台湾文化印象最深的是哪一点？

答：几年前我在有一个公开演讲，说世界上大多数地方的高层文化和民众文化都有严重隔阂，只有一个地方，连大街小巷间的普通市民都熟知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第一流作家、诗人、导演、佛学家、舞蹈家、雕塑家，这个地方就是台湾。

不仅熟知，而且尊重。在台湾地区，政治争拗再激烈，族群分裂再严重，也没有谁会到公共媒体上伤害一个重要的文化创造者。这种心照不宣的共同禁忌，体现了一种集体文化素养，让人钦佩。我在大陆的一些大学演讲时，一再介绍台湾的这条文化底线。因为在大陆，历来被攻击最严重的总是无权无势的文化人、艺术家。这种现象，被老百姓称为“柿子专拣软的捏”。连那些自称为“社会良心”的著名传媒，也总是在慷慨激昂地欺软怕硬。

问：这是不是说，台湾的文化等级要高于大陆？

答：不。大陆人口基数大，文化精英、艺术天才的绝对数字肯定远远超过台湾。但是由于我前面所说的差别，感觉反而倒了过来。目前在这方面，大陆应该向台湾学习。等到哪一天，大陆的各种公关传媒不再大肆伤害文化创造者了，那里的文化业绩必将让世界吃惊。对此，你们要有思想准备。

问：“捏软柿子”、伤害文化创造者，是不是受到的指使？

答：据我本人的切身感觉，不是。一直是一群特殊的文人在闹，他们的特点是：一、有“”和“冷战”基因；二、有写作和表演才能；三、有精神偏执病症。这样的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被社会唾弃，近二十年又被传媒宠爱。

问：他们有政治倾向吗？

答：他们的政治只有四个字：“毁人不倦。”这些年，他们中有些文人开始扮演“异议分子”，其实是反对改革开放。“”时他们伪称代表“革命群众”，现在他们伪称代表“弱势群体”，性质都一样：攻击一切社会精英，包括文化创造者。

问：对于这种祸害，部门没有责任吗？

答：有责任。第一，怂恿他们作恶的传媒拥有官方背景，因此永远不必更正、道歉；第二，多数官员都是工程师、经济师出身，不知道那些人所进行的文化毁损，是在摇撼社会的精神命脉。

问：针对这种现象，我认为作家和学者都应该在政治上大大强化自己，对国家和社会的命运进行思索和批判，像西方很多公共知识分子所做的那样。他们拒绝权力体制的“收编”，却能从边缘重新撼动主流价值。否则，每天传入民众耳朵的只能是您所说的那群人的吵闹声。

我们都知道您一直在尽量远离权力体制，却不知将走向何处：是继续做一个纯粹的文化人，还是转而做一个思考和批判社会重大问题的公共知识分子？

答：很期待你所说的那种公共知识分子的出现，但我不是。我没有对一些重大社会问题做过广泛调查，也不知道别人在这些问题上已经做过什么样的努力。如果凭着一点儿道听途说就随口发言，一定坏事。

问：但是我想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各种社会问题，即使没有系统地研究，也有权利发表意见。您是不是太谦虚了？

答：你的问题给了我一个机会，划分一条重要界限。每个人都可以对医生谈自己的身体感受，但不能冒充医生。我们期待的公共知识分子，就是能够发现社会疾病、治疗社会疾病的“名医”。只可惜，现在大家都误认为，七嘴八舌、众声喧哗就是药方。

问：我很喜欢老师的这个比喻。医学与人人有关，但并不是人人可以行医。同样的道理，公共知识分子也不是想当就能当的。您是不是认为，现在社会上的公共知识分子太多了？

答：不，太少了。到处都是自称“包治百病”的郎中，真正的医生只能关门歇业。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去世的时候，人们的评价是：“伏尔泰先生的每句话，整个法兰西都听到了。”中国知识界一直没有这样的人，近代以来出现过梁启超、胡适等人，但影响的范围也不够大。

问：这在台湾好得多。除了您上面说到的那些谁也不会去伤害的文学家、艺术家、教授之外，还有不少电视上的“言论嘉宾”，或者说是“言论领袖”，俗称“名嘴”。“名嘴”这个俗称给人的整体印象不佳，但如果仔细分辨，其中有一些“名嘴”是有理性、有专业的，他们能不能算是公共知识分子？

答：按照一般标准，应该算。但是，我心中的标准要高得多。台湾地区的这些“意见领袖”，有很大一部分是我的朋友。我深知，他们的话题是媒体设定的，都太政治、太短效、太雷同，缺少文化精神上的独特建设。民众从他们身上获取的，主要是立场、态度、语句，而不是精神高度和思维方式。这低于他们的实际水平，很可惜。

问：您说他们太政治，但台湾目前的风气就是传媒的高度政治化。余教授，您难道认为，政治不太重要吗？

答：政治当然很重要，但是在我的排列中，经济高于政治，文化高于经济，宗教高于文化，自然高于宗教。

问：按照这个排列，我更知道不可能要求您成为那种政治化的公共知识分子了。但是无论如何，您还是非常“公共”。台湾的文化界、教育界、艺术界、学术界，很少有人不知道您。由于您的文章进入了这里的中学课本，连中学生都惊讶您还活着。马英九先生那么忙，还来亲自主持您的演讲。听我们的老师说，您在全世界的华文读书界，影响都很大。请问，您向这么辽阔的“公共”传输的核心话语是什么？

答：我的核心话语是：仁爱、理性、美，也可以概括为“大善大美”。

问：在很多文化人看来，政治问题要比美学问题重要得多，对此您有什么回应吗？

答：文化人看轻自己所投身的事业，却看重政治，这确实很怪异，却在中国有很长的渊源。甚至，连一些杰出的文化巨人也不明白这个问题，因此他们非常痛苦，你看，屈原不明白，他写的楚辞比他与楚怀王的关系重要；李白不明白，他写的唐诗比他成为李璘的幕僚重要；李清照不明白，她写的宋词比她追随流亡朝廷表明亡夫的政治态度重要。

连这些文化巨人自己都不知轻重，更不要说普通民众了。但是，我们终究要告诉民众，他们有权利享受比政治口号更美的诗句，比政治争斗更美的赛事，比政治派别更美的友谊，比政治人物更美的容貌。

美，不是外在点缀，而是人性、人情的精选形式。在社会上，政治和经济是在争取生命的强大和自尊，而美，则在争取生命的品质和等级。

问：老师的这段话说得精彩，我会牢牢记住。“生命的强大和自尊”，并不能等同“生命的品质和等级”。现在我想换一个问题，我和同学们都有一个感觉，您的文章和演讲，台湾年轻人接受起来完全没有文化隔阂。查资料，才知道早在海峡两岸还没有正式交流的年代，您的《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就以最高票获得了台湾的“最佳书奖”。这想起来实在有点儿奇异。现在，不少大陆学生会到台湾上学，我想问，两岸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文化隔阂？这个问题，向您这位“无隔阂者”提出，可能没有答案，也可能有最公平的答案，会是哪一种？

答：大陆与台湾，文化隔阂不多。其中，不少技术性隔阂一跨就过，留下的就是心态性隔阂。说到心态性隔阂，我要为大陆民众说几句话。从表面上看，大陆体量巨大，必然仗势欺人，其实正好相反。自从二十年前开始交往以来，台湾民众比较低看大陆民众，而大陆民众则比较高看台湾民众。这与当时的经济差距有关，也有政治原因。当时大陆正在全面揭露“”灾难，负面信息很多，而台湾正处于“解严”后的民主试验，正面信息不少。两相遇合，似乎有了高低，后来也就形成了思维习惯。直到今天，大陆民众极少批评台湾民众，但台湾民众却比较喜欢批评大陆民众，而且经常凭着一个偶发事件，就草率地把大陆十三亿之众说成是“素质低下”的同一种人。

例如，大批大陆游客来到台湾，对台湾经济无疑是一件好事，但台湾媒体总是夸张地炒作极少数游客的不文明行为，“陆客不排队”、“陆客高声喧哗”、“陆客随手扔纸袋”等等。其实，那只是来自农村的游客不太熟悉城市规则而已。与此同时，使大陆民众深感其害的电信诈骗案、假币案等等的犯罪嫌疑人，主要都来自台湾，大陆民众倒是没有说什么重话。

在此我要劝告台大学生，我们年青一代，不要在整体上鄙视世界上任何一个庞大的人群。很多傲慢，都来自无知，终究是文化毒药。

问：我想比较真实地了解大陆的社会和文化，您能不能推荐一个书目？

答：不要忙着看书，请尽量多到大陆走走，最好住一段时间。按我考察文化的经验，最可信赖的，是切身的感受。

一些误解

问：台湾富士康公司在大陆深圳的工厂接连发生十二起青年工人跳楼自尽事件，大家都在分析原因。台湾报刊上最常见的一种分析是：由于贫富悬殊，这些独生子女想用自己的生命换取抚恤金来奉养父母。您的看法如何？

答：这是一种明显带有偏见的猜测。请台湾朋友按照常理来推断几个最简单的问题：这些年轻工人的父母现在多大年岁？四十多岁，正当盛年。等他们失去谋生能力还要多久？二三十年。这些年轻工人全都接受过中等以上的教育，并且身处全世界发展最快的城市和公司，怎么可能会用今天的生命换取一瓢水，幻想着去浇灌二三十年后的老树根？

他们的自杀，不是出于经济原因，而是关及生命哲学。请想想，即使把自己放在自己工作的工厂里，也只是几十万分之一，而他们，又恰恰是远道而来寻找自己生命意义的。如果他们真是老一辈的“农民工”，那还有企盼今后“衣锦还乡”的意义；如果他们真是老一辈的孝子孝女，那还有准备今后奉养父母的意义。但是，现在故乡和父母都不需要他们承担这种意义，这使他们流浪的生命飘若游丝、轻如烟雾，产生了一种滑落于悬崖绝壁般的失重感。这是群体生命的当代困境，集中呈现于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发生急剧变动的时空中。学文科的同学应该领悟此间深刻的人文底蕴，千万不要做低俗的解释。

问：几个月前听您在台湾的一个演讲，说到湖北一群不会游泳的大学生，为救溺水的儿童手拉着手走进危险水域，结果发生不幸，这让我深为感动。但是不久我在网络上看到报道，大学生遇难后，有一群捞尸为生的船家还在讨价还价。这让我一下子又跌入了恶的深渊。您怎么看待这件事？也许，媒体应该隐恶扬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