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4章 化解党争，凝聚朝野(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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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秦帝国看似平静的朝堂之下，一股暗流正悄然涌动。随着帝国疆域的不断拓展和政务的日益繁杂，朝堂上逐渐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党争的苗头开始显现。

以丞相李斯为首的一派，主张继续推行法家思想，强调以严刑峻法治理国家，加强中央集权。他们认为只有通过严格的律法和强大的中央权力，才能确保帝国的稳定和发展。李斯凭借着卓越的政治才能和对秦始皇的忠诚，在朝中积累了深厚的影响力。他的追随者多为各级官员中崇尚法家理念、注重律法执行的人。

而以蒙恬将军为首的一派，则更倾向于在法家思想的基础上，适当融入儒家的仁政理念。蒙恬长期驻守边疆，深知百姓疾苦，认为在治理国家时，不仅要依靠律法的威慑，还应关注民生，施行一些仁政措施，以赢得百姓的真心拥护。蒙恬在军队中威望极高，他的主张得到了许多将领以及部分关心民生的官员的支持。

起初，两派只是在政策讨论上存在分歧，各自据理力争，为帝国的发展出谋划策。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正常的意见分歧逐渐变味。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开始在两派之间挑拨离间，将原本基于治国理念的争论，引向了权力争夺和个人恩怨。两派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朝堂气氛变得愈发紧张。

在一次朝会上，讨论是否要在新征服的地区大规模推行严苛的秦法时，李斯一派坚决主张全面推行，认为只有如此才能迅速将这些地区纳入帝国的有效统治。而蒙恬一派则认为，新征服地区民心未稳，应先采取一些安抚措施，循序渐进地推行秦法，以免引发民变。双方各执一词，争论激烈，甚至出现了言语上的攻击。原本庄重有序的朝会，一时间乱成一团，让作为二世皇帝的我深感忧虑。

党争的出现，不仅影响了朝堂的决策效率，更使得官员之间的关系变得错综复杂。许多官员为了自身利益，纷纷选边站队，整个朝堂陷入了一种微妙而紧张的氛围之中，这对大秦帝国的稳定和发展构成了潜在的威胁。我深知，若不及时化解这场党争，帝国的未来将充满变数。

在政策执行方面，由于两派的对立，许多政策在推行过程中遭遇重重阻碍。例如，在一项旨在发展边疆地区经济的政策上，李斯一派主张由中央统一调配资源，以高效推进各项建设；而蒙恬一派则认为应给予边疆地区更多的自主权，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发展策略。两派僵持不下，导致该政策迟迟无法落地实施，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因此受到严重影响。原本计划中的道路修建、水利设施建设等项目纷纷搁置，边疆百姓的生活改善也化为泡影。

官员的选拔与任用也被党争严重扭曲。原本应该依据才能和品德进行的选拔，如今却沦为党争的工具。李斯一派在选拔官员时，往往倾向于任用认同法家理念、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人；蒙恬一派亦是如此。一些真正有能力、有操守的官员，因为不愿参与党争，或者不属于任何一派，而得不到重用，被排挤在权力核心之外。这不仅导致了人才的浪费，更使得官场风气日益败坏，官员们不再专注于提升自身能力和为百姓服务，而是热衷于拉帮结派、钻营仕途。

党争还对军队产生了不良影响。蒙恬作为军队的重要将领，其一派的理念在军中有着广泛影响。然而，随着党争的加剧，军队内部也出现了分裂的迹象。部分将领因所属派别不同，在军事行动中的配合不再默契，甚至出现互相拆台的情况。在一次抵御北方匈奴的军事行动中，负责后勤补给的将领与前方作战的将领因分属不同派别，在补给的数量和时间上产生了严重分歧。后勤将领以各种理由拖延补给，导致前方军队陷入困境，险些遭受重大损失。这一事件让我深刻认识到，党争已经严重威胁到了帝国的军事安全。

此外，党争还在民间引发了不安情绪。百姓们看到朝堂之上官员们争权夺利，对帝国的未来感到担忧。一些谣言开始在民间流传，人心惶惶。商业活动也受到了冲击，商人们担心局势不稳定，纷纷收缩业务，市场活跃度下降。党争带来的种种危害，让我越发意识到化解党争、凝聚朝野人心已经刻不容缓，否则大秦帝国的繁荣与稳定将毁于一旦。

经过一段时间的明察暗访，近臣们向我呈交了详细的调查报告。党争的根源错综复杂，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权力和利益的争夺。随着帝国的发展，权力中枢所能分配的资源和利益越来越多，这使得朝中官员们为了获取更多的权力和利益，纷纷结党抱团。李斯一派希望通过强化中央集权，掌控更多的决策权和资源分配权，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和利益；蒙恬一派则试图借助关注民生、推行仁政的主张，赢得更多民众和部分官员的支持，从而在权力角逐中占据上风。

其次，治国理念的差异也是党争产生的重要因素。法家思想强调以法治国，注重严刑峻法和权力的集中，这与李斯一派的政治诉求相契合；而儒家的仁政理念，倡导统治者要关爱百姓、轻徭薄赋，与蒙恬一派长期在边疆接触百姓、深知民生疾苦的经历相呼应。两种理念在具体的政策制定和实施上存在诸多分歧，这种分歧在有心人的煽动下，逐渐演变成了激烈的党争。

再者，朝堂上缺乏一个公正、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也是党争愈演愈烈的原因之一。当官员们在政策讨论中出现分歧时，没有一个合理的平台和机制来引导他们进行理性的沟通和协商，往往各执一词，互不相让。时间一长，矛盾不断积累，最终导致党争的激化。

另外，我自身在朝政管理上的一些疏忽，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党争的发展。在秦始皇驾崩后，我忙于应对各种复杂的局面，对朝堂上官员之间的关系疏于关注和调节，未能及时发现党争的苗头并加以遏制，使得党争逐渐坐大，发展到如今难以收拾的局面。

深入了解党争根源后，我明白化解党争绝非易事，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制定一套全面、系统的解决方案，才能重新凝聚朝野人心，让大秦帝国重回正轨。

我特意挑选了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在咸阳宫的偏殿召集了李斯和蒙恬，以及两派的核心成员。为了营造一个相对轻松、和谐的氛围，我提前让人精心布置了偏殿，摆满了鲜花和美酒。待众人到齐后，我微笑着起身，亲自为李斯和蒙恬斟酒，说道：“两位爱卿，以及诸位大臣，今日把大家召集于此，并非为了朝堂之事，只是想与大家一同畅聊，增进彼此的情谊。”

众人虽面露疑惑，但还是纷纷谢恩入座。我率先打破沉默，说道：“大秦帝国能有今日之辉煌，离不开诸位爱卿的共同努力。李斯爱卿，你辅佐先帝多年，为帝国制定律法、规划制度，功不可没；蒙恬将军，你常年驻守边疆，保我大秦百姓平安，守护帝国疆土，朕亦感激不尽。你们两位，皆是大秦的栋梁之材，缺一不可。”

李斯和蒙恬赶忙起身，谦逊地表示不敢当。我接着说道：“朕深知，你们两派在治国理念上有所不同，但这并非坏事。不同的观点相互碰撞，才能为帝国的发展找到更好的方向。只是，近来朝堂之上因观点分歧引发的争论过于激烈，甚至影响到了官员之间的关系和政务的推行，这绝非朕想看到的。”

此时，李斯拱手说道：“陛下，臣等一心为了帝国，只是在政策见解上存在差异，并无他意。”蒙恬也点头称是。我趁热打铁地说：“既然如此，朕希望你们今后能以更平和、理性的方式进行交流。遇到分歧时，多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寻求一个既能维护帝国利益，又能兼顾各方的解决方案。”

随后，我让众人一同探讨一些当下帝国面临的实际问题，鼓励他们放下成见，畅所欲言。起初，气氛还有些拘谨，但在我的不断引导下，两派成员逐渐开始交流起来。虽然过程中仍有一些小的争论，但相较于以往的激烈冲突，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

这次斡旋尝试虽然没有彻底化解党争，但让两派成员有了一次相对平和的沟通机会，初步缓解了朝堂上剑拔弩张的气氛。我深知，这只是一个开始，要想真正化解党争，还需要持续不断地努力，采取更多切实有效的措施。

经过深思熟虑，我决定对一些重要职位的人事安排进行调整。一方面，我提升了一些中立官员的地位，将他们安排到关键部门任职。这些中立官员长期以来秉持公正、客观的态度，不参与党争，且具备出色的能力和丰富的经验。例如，我任命一位在经济管理方面颇有建树的中立官员为大司农，负责帝国的财政收支和农业发展等重要事务。他的上任，使得财政政策的制定不再受到党争的干扰，能够更加公正、合理地调配资源，促进经济的稳定发展。

另一方面，我对李斯和蒙恬一派的权力进行了适当的制衡。在军事方面，虽然蒙恬依然担任重要的军事统帅，但我也逐渐提拔了一些其他将领，让他们在军事决策中拥有一定的话语权。这样既保证了蒙恬的军事才能能够继续为帝国效力，又避免了他一派在军事权力上的过度集中。在政务方面，我给李斯一派的一些核心成员安排了一些重要但相对独立的任务，同时也赋予了其他官员对这些任务的监督权力。比如，让李斯一派的一位官员负责一项大型水利工程的建设，但同时安排了几位不同派别但正直可靠的官员组成监督小组，对工程的进度、质量和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严格监督。

此外，我还设立了一个新的机构——议政堂。议政堂由来自不同派别以及中立的官员组成，定期对帝国的重大政策进行讨论和审议。在议政堂中，官员们不论派别，都可以平等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最终的决策将综合各方观点，以最符合帝国利益为准则。这一机构的设立，为不同派别提供了一个公平、公正的交流平台，使得各方的声音都能得到充分表达，避免了权力过度集中在某一派手中。

通过这些平衡权力布局的措施，朝堂上的权力结构更加合理，党争的基础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官员们逐渐意识到，只有通过合作和共同为帝国效力，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和利益，而不是通过党争来获取权力。这为进一步化解党争、凝聚朝野人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再次召集朝堂官员，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朝会。在朝会上，我神情庄重地对众人说道：“诸位爱卿，大秦帝国如今正处于关键的发展时期，内有诸多政务需要处理，外有边疆安危需要守护。在这个时候，党争却如同一颗毒瘤，侵蚀着我们的朝堂，威胁着帝国的稳定与发展。朕希望，从今日起，诸位能摒弃前嫌，倡导求同存异。”

我环顾四周，目光坚定地继续说道：“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让大秦帝国繁荣昌盛、长治久安。这是我们的‘同’。而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大家因经历、学识的不同，在治国理念和政策见解上存在差异，这是‘异’。我们不能因‘异’而忽视了‘同’，更不能让‘异’引发无谓的争斗。”

为了让官员们更好地理解求同存异的理念，我列举了历史上一些因团结协作而取得成功的例子。“昔日，秦国商鞅变法，虽有诸多争议，但君臣一心，共同为了秦国的强大而努力，最终使秦国走上了富强之路。又如，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诸位将领和官员们各展其能，相互配合，方能成就大业。如今，我们更应继承和发扬这种团结协作的精神。”

我接着说道：“今后，在朝堂讨论中，大家要充分尊重彼此的观点，以理性的态度进行交流和辩论。当出现分歧时，要思考如何在维护帝国根本利益的前提下，找到一个兼顾各方的解决方案。对于不同派别的官员，不应歧视或排斥，而应相互学习，取长补短。”

通过这次朝会以及相关规则的制定，求同存异的理念开始在朝堂上逐渐传播开来。官员们在讨论政务时，态度变得更加平和，能够更加理性地对待不同意见，党争的激烈程度得到了进一步缓解。

经过深思熟虑，我决定将“建设大秦盛世，造福天下百姓”作为大秦帝国当前的共同目标。我命人在咸阳宫的大殿之上，高悬一块匾额，上书这十个大字，时刻提醒着每一位官员。

为了让这个目标深入人心，我举行了一场盛大的仪式，召集了朝堂官员、军队将领以及各地的代表。在仪式上，我慷慨激昂地说道：“诸位，我们大秦帝国历经数代先王的努力，才有了如今的辉煌。但这并非终点，我们的目标是建设一个前所未有的大秦盛世，让天下百姓都能过上富足、安宁的生活。”

我详细阐述了实现这个目标的具体方向：“在经济上，我们要大力发展农业和商业，兴修水利，开垦荒地，促进贸易往来，让百姓的生活更加富裕；在文化上，我们要统一文字、传播知识，弘扬大秦文化，增强百姓的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在军事上，我们要巩固边疆防线，抵御外敌入侵，确保帝国的安全稳定。这一切，都是为了造福天下百姓。”

为了让大家明确各自在实现目标中的责任，我将任务进行了细化和分配。对于李斯一派，我强调他们在制定律法和政策方面的重要性，要求他们以促进经济发展和保障社会稳定为出发点，完善各项制度。对于蒙恬一派，我肯定了他们关注民生的理念，希望他们在军事建设的同时，协助地方官员改善民生，将边疆治理经验推广到其他地区。同时，我也鼓励中立官员发挥公正协调的作用，监督各项任务的执行情况。

树立共同目标后，朝堂上下的氛围为之一变。官员们不再将精力放在党争上，而是围绕着如何实现“建设大秦盛世，造福天下百姓”的目标积极谋划。不同派别的官员开始相互合作，发挥各自的优势，共同为帝国的发展努力。这一举措为彻底化解党争、凝聚朝野人心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我对朝堂的议事流程进行了优化。规定每次朝会之前，由专门的官员收集各方的议题和意见，并提前整理分发给各位官员。这样，官员们在朝会讨论之前，就能对议题有充分的了解和思考，避免在会上因信息不充分而产生分歧。在朝会讨论过程中，设立主持人一职，由公正、有威望的官员担任。主持人负责把控讨论节奏，确保每位官员都能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同时避免讨论偏离主题或陷入无意义的争吵。

除了朝会，我还建立了定期的小范围座谈会制度。座谈会由不同派别的官员和中立官员组成，每次选取一个特定的政务主题进行深入讨论。在座谈会上，官员们可以更加自由地交流，提出自己的想法和建议。这种小范围的交流方式，让官员们能够更加放松地表达观点，增进彼此的了解和信任。

为了加强不同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协作，我设立了跨部门协调机构。当涉及多个部门的重大事务时，由该机构牵头，组织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进行协商。例如，在一项涉及农业、商业和交通的综合性政策制定过程中，跨部门协调机构召集了大司农、少府和太仆等部门的官员，共同商讨政策细节，确保各部门之间的政策相互衔接，避免出现矛盾和冲突。

此外，我还鼓励官员们进行私下交流。我经常在咸阳宫举办一些小型的宴会，邀请不同派别的官员参加。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官员们放下了朝堂上的拘谨和防备，增进了彼此的感情。有一次宴会上，一位李斯派的官员和一位蒙恬派的官员原本因之前的政策争论而心存芥蒂，但在宴会的交流中，他们发现彼此在文学艺术方面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通过深入交谈，两人解开了心结，之后在政务上也开始相互配合。

同时，我要求各级官员在日常工作中，要及时向上级汇报工作进展和遇到的问题，确保信息传递的畅通。对于重要的决策和政策调整，要及时向相关部门和官员通报，避免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误解。通过这些强化沟通机制的措施，朝堂上不同派别之间的交流更加顺畅，误解和矛盾逐渐减少，为彻底化解党争创造了良好的沟通环境。

在强化沟通机制的同时，我意识到党争的产生与部分官员的私欲膨胀、道德缺失有一定关系。因此，开展廉政教育成为化解党争、净化朝堂风气的重要举措。

我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廉政教育活动，从朝堂官员到地方小吏，都必须参与。首先，编写了专门的廉政教材，内容涵盖了廉洁奉公的故事、历史上因腐败导致国家衰落的案例，以及大秦律法中关于廉洁自律的规定。教材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生动形象的插图呈现，便于官员们理解和接受。

在朝堂之上，定期举行廉政讲座。邀请德高望重的学者、公正廉洁的官员为大家授课。讲座中，不仅讲解廉政的重要性，还分享实际工作中的廉洁经验和做法。例如，一位长期在地方任职、以廉洁着称的官员，在讲座中讲述了自己如何拒绝商人的贿赂，坚持公正执法，维护地方公平正义的经历，让在场的官员深受触动。

对于各级官员，要求他们定期撰写廉政心得，并进行汇报。通过这种方式，促使官员们深入思考廉政问题，反思自己的行为。同时，设立廉政举报箱，鼓励官员和百姓对贪污腐败行为进行举报。对于举报属实的，给予举报人重奖；对于被举报查实的官员，严惩不贷。

为了营造良好的廉政氛围，我还在咸阳宫和各地官府张贴廉政标语，在官署的墙壁上绘制廉政主题的壁画。在一次巡视地方时，我看到一个县衙的墙壁上画着一幅官员拒收贿赂的壁画，旁边写着“廉洁奉公，为民服务”的标语，感到十分欣慰。这种无处不在的廉政文化宣传，时刻提醒着官员们要保持廉洁自律。

通过开展廉政教育，官员们的廉洁意识得到了显着提高。他们逐渐认识到，党争背后的一些行为是与廉政原则相悖的，只有摒弃私欲，以公正廉洁的态度为帝国和百姓服务，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价值。廉政教育的开展，为化解党争奠定了坚实的思想道德基础，使朝堂风气得到了明显的净化。

尽管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缓解党争，但仍有个别别有用心的人继续在暗中煽动、挑拨，企图破坏来之不易的缓和局面。为了彻底化解党争，我决定对这些党争祸首予以严惩，以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

我的暗探经过严密调查，锁定了几个在党争中推波助澜的关键人物。其中一位是朝堂上的中级官员，他为了谋取更高的职位，在李斯和蒙恬两派之间不断制造谣言，夸大双方的矛盾，挑起官员之间的对立情绪。另一位是一个地方豪绅，他与朝中某些官员勾结，利用党争的混乱局面，大肆侵吞地方财物，欺压百姓。

在掌握了确凿证据后，我在朝堂上公开宣布对这些党争祸首的惩处决定。我神情严肃地说道：“大秦帝国的繁荣稳定，是我们共同的心愿。然而，总有一些人，为了一己私利，在朝堂上兴风作浪，煽动党争，破坏帝国的和谐。这些人，是帝国的蛀虫，必须予以严惩！”

对于那位中级官员，我下令将其革职查办，没收全部家产，并流放至边疆。在宣布判决时，我对众人说：“此人不以国家利益为重，却在官员之间挑拨离间，致使朝堂动荡，罪不可赦。希望诸位官员以此为戒，切勿重蹈覆辙。”对于那个地方豪绅，我不仅没收了他非法所得的财物，还将其交由地方官府依法严惩，以平民愤。

这一举措在朝堂和民间引起了强烈反响。官员们看到我对破坏朝堂和谐的行为绝不姑息的决心，纷纷警醒，不敢再参与任何不正当的党争活动。百姓们也对朝廷的公正处理拍手称快，对帝国的信心得到了增强。通过严惩党争祸首，有效地遏制了党争的进一步恶化，为彻底化解党争扫除了障碍，朝堂的风气得到了根本性的扭转。

我首先出台了相关政策，鼓励官员在不同领域和部门之间交流任职。对于主动申请跨部门任职的官员，在考核和晋升方面给予适当的倾斜。例如，一位原本在司法部门任职且倾向于李斯一派的官员，申请到负责民生事务的部门工作。在他任职期间，积极运用自己在律法方面的知识，规范民生政策的执行，同时也了解到蒙恬一派关注民生的理念的实际意义。通过这种跨部门交流，他不仅拓宽了自己的视野和工作能力，还成为了两派之间沟通的桥梁。

在选拔官员时，我更加注重其综合素质和能力，而非其所属派别。设立了专门的人才选拔委员会，成员包括不同派别的官员和中立的专家学者。在选拔过程中，严格按照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对候选人进行多方面的考核，包括知识水平、治理能力、品德修养等。这样一来，许多优秀的人才得以脱颖而出，不论他们来自哪个派别，都能在合适的岗位上发挥自己的才能。

同时，我还鼓励不同派别的官员相互推荐人才。如果推荐的人才在工作中表现出色，推荐者也会得到相应的奖励。这一举措促使官员们更加关注其他派别的优秀人才，打破了派别之间的封闭状态。例如，蒙恬一派的一位将领推荐了一位擅长经济管理的李斯派官员到财政部门任职。这位官员到任后，凭借出色的专业能力，为帝国的财政管理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得到了各方的认可，推荐他的将领也因此受到了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