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明朝之亡是亡国还是亡天下？(2/2)

首发：~第十章 明朝之亡是亡国还是亡天下？

曾静骂清朝，要把清朝赶出去，说满汉有“华夷之防”，雍正皇帝竟然静下心来和他讨论，讨论的记录后来被编成了《大义觉迷录》。雍正皇帝开导曾静说：“按照你说的‘华夷之防’，中原这些汉人中，有多少是真正的汉人？商是东夷，周是西戎，你们不是都承认他们是华夏民族了吗？”

雍正皇帝说得其实并没错。中华民族是长期发展的多民族的融合体，我们很难分清自己身上有多少汉族的血统，有多少少数民族的血统。以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朝代唐朝为例，李世民身上有多少汉人的血统，有多少少数民族的血统？他的母亲是鲜卑族，他的先祖是从辽东迁过来的，李唐皇室就是汉族和少数民族的结合。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看，中华民族走过了数千年的文明发展史，这是一个民族融合的历史。

顾炎武确实在清朝入主以后组织了反清复明运动，他对明朝充满着感情，对清朝——尤其是其改变宋明以来中国人形象的剃发易服政策深恶痛绝。所以，他奔波于各地，组织反清复明运动。

如果读者对明清易代的历史有兴趣，既可以读史学家的著作，也可以看金庸的《鹿鼎记》和《碧血剑》。这两部小说体现出来的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包容性，比部分学者、“民间高手”的三观要正确得多。所以，顾炎武所说的亡国和亡天下之分，和很多读者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他所谓的亡天下更主要的是指仁义的丧失，在于无君无父，在于孔孟之道被抛弃。

1988年，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明清小说与明清社会》，在其中发表了一个观点：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来说，清朝甚至比晚明的保留程度更高。但这和我的另外一个观点并不冲突，我仍然认为明清易代使中国历史的前进步伐停滞了二百年之久。

在不断阅读顾炎武著作的过程中，我也不断地思考，后来陡然发现，原来顾炎武说的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别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是传统文化方面的，而不是直接针对明清易代的。后来这句话变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由梁启超先生演绎出来的。

梁启超写过一篇著名的论辩文章《变法通议》。他把顾炎武的这段话做了演绎，并且说这是“顾亭林曰”。其实，顾炎武的原话是：“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从这里演化出来的，其实并不是顾炎武的原话，而是梁启超对顾炎武亡国与亡天下论点进行体悟和演绎之后提出的观点。

这个观点的提出，是对顾炎武亡国与亡天下论点的继续发展和延伸。这是一个伟大的命题，不是一个人可以定论的，而是发展性的。当它发展到梁启超这一步时，他把顾炎武的亡国与亡天下之说推向了一个高峰，以唤醒全国人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意识。在每一次中华民族面临危机之际，这句话都起着震撼人心的作用，其意义是极其伟大的。

但是，对于顾炎武的亡国与亡天下之说，我仍然认为我过去的看法是一种误读，很多人的看法也是一种误读，我们误读了顾炎武，误读了顾炎武说的亡国、亡天下，以为亡天下就是指明清易代。

由于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八个字的误读，我们往往容易陷入一种伪命题的陷阱。

近些年流行着一句话：“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

我认为，任何一个概念的提出，包括“崖山之后”“明亡之后”这种无稽之谈的提出，一定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其内在的合理性在于，当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取代一个汉族政权，而且在取代的过程中充满着杀戮时，被杀戮的一方就像经历过“崖山之役”“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幸存者，在悲愤之余可能产生“崖山之后无华夏，明亡之后无中国”的情感。这种愤懑是非常合理的。在特定条件下产生某种特定的想法和看法，毫无疑问是具有合理性的。

但是，中国历史经历着由元到明、由明到清、由清到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过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不断地发展，各民族的融合在不断地加强。

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还提“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那要么是糊涂，要么是别有用心。这个糊涂，是指陷入了某些对中华民族的崛起、对中国现在的发展不满的极少数人士的陷阱。

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学者罗玮曾在《历史评论》发表了一篇文章，就是驳斥“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观点的。他指出，这一说法的直接来源是日本作家田中芳树的小说《海啸》。《海啸》描写了在元朝南下的过程中，宋朝的最后一支军队在陆秀夫、张世杰的率领下，于广东珠江口外面的崖山等岛屿上坚持抵抗的故事。最后这支军队全军覆没，所有船只沉没，二十万人被大海吞没。这是南宋抵御元朝南下，抵御元朝入主中原的最后一场惨烈的战役。

在这本书的扉页上，田中芳树提出了“崖山之后无中国”的说法。从善意的角度思考，他可能是站在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立场上，产生了这样一种悲情、绝望的想法。

实际上，清朝入主中原以后，不服气的不单是汉族人，还有朝鲜人。朝鲜人虽然也臣服于清朝，但是他们觉得朝鲜受中原王朝的影响更大，接受汉族的熏陶更多，其文明程度比从白山黑水之间崛起的女真更高。朝鲜人认为：“凭什么是你们女真来取代明朝，还对我发号施令？”

朝鲜作为明朝的附属国时，其使者到北京出使，回国后会写一个日记式的行程汇报，叫“朝天录”。“朝”是朝拜，“天”是明朝。使者到明朝去朝拜，关于这一路行程的记录就叫“朝天录”。到了清朝，朝鲜使者就将同样性质的记载改叫“燕行录”了。北京在燕山山麓，北京又叫“燕京”，所以叫“燕行录”。朝鲜使者到清朝去一趟，只是到了一个地方而已。

由此可见，不但明朝遗老有“明亡之后无华夏”的想法，甚至朝鲜君臣也有这种想法。但是，历史是发展的，站在那个时代的人文立场上，我们可以理解，但是站在当代的立场上，我仍然认为，持这种观点者如果不是糊涂，就是别有用心，其中包括田中芳树。根据罗玮教授的考察，田中芳树也受到了日本军国主义时代学者，包括内藤湖南等人的观念的影响。

对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尤其是对历史学来说，人们对很多事件的解读是由立场决定的。对同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做很多解读。我们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站在中国历史发展的立场上，可以做出一种解读；但是有一些人站在敌视中国或者不愿意看到中国发展强大的立场上，可以对同一件事做出另外一种解读。

金庸在小说《鹿鼎记》里说，韦小宝极擅长撒谎，有些是善意的谎言，有些是捉弄性的谎言。但是韦小宝撒谎的特点是所有细节全是真实的，但是他能通过选择性地提供真实细节，来制造一个极大的谎言。

历史研究需要考辨材料，也需要宏观眼光。为什么需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分析某一个时代、某一个人物、某一个事件？就是因为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往往存在着立场性的选择。叙述者带着自己的立场来选择其需要的材料，那样给读者提供的往往是谎言。

历史的本质是求真、求实，但是在求真、求实的过程中，一定不要忘记我们自己的立场。我们需要站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求真、求实，这才是真正的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才不会陷入历史虚无主义。

无论是明朝还是清朝，都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特定时期的历史阶段；无论是明朝还是清朝，都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做出了属于那个时代的贡献。但是无论是明朝还是清朝，都由于时代的限制或者统治者本身的不足，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也正是这些问题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

在本书行将结束的时候，我归纳一下我的观点。

明朝的灭亡，亡于多种因素，其中最核心的是连年自然灾害造成的农民起义和民族发展过程中非常常见的现象——周边少数民族（女真）的崛起。这两件事情是导致明朝在崇祯十七年（1644）灭亡的直接原因。但是明朝灭亡还有其他的潜在原因和深层次原因，包括官场腐败、政府不思进取和在全球化过程中仍然封闭的表现。

无论是清朝还是明朝，都有它的问题。明清易代属于亡国，而不属于亡天下。清朝建立以后，对中国传统文化，当然有所抛弃，也有严苛的地方，但是它同样推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

可是，这种推进恰恰违反了历史发展的趋势。

从明朝中期开始，整个中国社会已经逐渐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到了清朝，由于统治力量强大，很大程度上阻隔了中外的交流。

以明末徐光启和利玛窦翻译《几何原本》为例，可以说明这一点。

万历三十五年（1607），他们翻译出版了《几何原本》的前六卷，后来由于天下大乱，政局动荡，后几卷直到清朝咸丰七年（1857）才得以出版，整整推后了二百五十年。这二百五十年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二百五十年，也是中国和西方割离的二百五十年。当西方的坚船利炮兵临虎门、南京时，清朝完全束手无策。

以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我认为明亡清兴是一个悲剧，但是清朝在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过程中也做出了重大贡献。我们分析一个时代时，需要客观和理性。我们要充分地评价、认可它所做的贡献，对于它遗留下的教训，也要充分汲取。

我想，这也是我们谈大明之亡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