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2章 法墨之辩(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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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此处，他还指了指身边的惠施揶揄道：“他的吵架套路为合同异，和您所教的思路分毫不差，按图索骥，所向披靡。”

“你！”

惠施尬笑着也朝墨翟和韩非恭敬行礼道：“名家，惠施，久仰二位先贤大名，未料竟能一睹二位风采，感佩莫名！”

名家惠施，创造了一个成语。

“学富五车”。

他与公孙龙子齐名，同为逻辑学大师，却同途殊归。

“何同异”惠施以实为第一性，名为第二性，强调概念的外延；“离坚白”公孙龙强调名为第一性，实为第二性，割裂名实的关系，所以沦为诡辩。

能作为“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庄周的朋友，自然境界高妙，并与墨家十分熟悉。

庄子具有艺术哲学家的风貌，惠子则带有逻辑家的个性。

庄子与惠子，由于性格的差异导致了不同的基本立场，进而导致两种对立的思路──一个超然物外，但又返回事物本身来观赏其美；一个走向独我论，即每个人无论如何不会知道第三者的心灵状态。

此时韩非身为诸子百家中最晚出现的圣贤，又是稷下学子，自然通晓百家精义，此时同样激动的磕磕巴巴：“庄先生，惠施先生，久仰了，二位着作在我行囊里间不离身，和墨翟先生的着作一起对我非常有帮助！”

不提墨家思想的逻辑对名家和法家概念的促进，道家思想对法家辩证思维的开拓，甚至名家也成为对刑法之术进行认识的逻辑前提。

可以说法家集百家思想之大成，与儒墨道名四家论道的学派都有关联，因此司马迁写出《老子韩非列传》。

四位一顿商业互吹后，席地而坐于这间古朴大气的船舱内，面前有殷阳早就准备好的青花瓷酒局和一壶浊酒。

他们此时互相眼神一动。

“我刚才问了殷阳，路途有段时间，不如我们先聊聊天？”

墨翟跃跃欲试地问道。

“我赞成墨老哥的提议。”

“凛然善也！”

“然也！”

于是国服前十的吵架高手偷税地决定先吵一架再说！

毕竟有captain 殷这位后世翻书人为诸位思想作历史证明，也好完善自家学说漏洞。

韩非子首先向墨翟行礼，出口却是对方的经典：“我有大志，譬如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巨，轮匠执其规巨以度天下之方圆。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墨子天志上》”

“墨先生，虽我出生之时，您已百岁而去，但我法家思想兼法术势之用，或许最早源于您对于天志的理解，天定为道，人定为法，我法家一脉，即是遵循人性本贪之基础所发扬。”

法家思想亦不是一蹴而就，而是通过思考和实践逐渐丰满的学说。

商鞅提出了“法”，即君主的法令，君主治国必须有明确的法令，赏罚必须严明。

申不害提出了“术”，即君主管理大臣的心术和权术，包括君主对大臣的了解和任用，如何通过大臣的言行观察他们内心的想法，甚至对大臣使用某些手段和诡计以达到统治的目的等；

慎到提出了“势”，即君主的权势地位，君主必须牢牢掌握权力，否则就不能得到大臣的信服。

而韩非则集先贤大成而成一代宗师。司马迁所言“韩非求秦，《说难》《孤愤》”是也。

此时的墨翟已经通过和殷阳的沟通了解了后世诸子思想，通过跳出自身桎梏后的墨翟眼界更为广博精微，同样反思了自己的学说消亡之原因：“不错，我的思想其实没有脱出道家天人相应的范畴，只是我忽视了一点，那就是不可能人人都无私奉献。”

儒家性善性恶之分古已有之。

墨家学说偏向于性善，法家偏向性恶。

但墨家摩顶放踵利天下的宏愿太过要求人民的素质之高。

而拥有如此强大的生产力和号召力，按照西方兄弟会传统，最有前途的工作是搞黑社会搞钱。

可墨翟却以身作则以苦为乐，不求物质享受只求一心奉献，穿破衣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乐，生不歌，死不服。

墨家成也墨翟，亡也墨翟

韩非此刻辩论起来完全像换了一个人一样，神采奕奕，器宇轩昂，引经据典道：“《商君书君臣》有言，明王之治天下也，缘法而治，按功而赏。与墨家思想不约而同，以功利为导向，方能驭民强国，捭阖天下！”

功利。

法家就是极致的功利，将人民拧成一股绳子，所以能爆发出极致的力量一统六合！

但法家的桎梏在于，一切思想的前提必须君主眼界胸襟视天地不仁方能驾驭这条天下的缰绳！需要统治者有非常强的凝聚力和能力。

所以遇到秦始皇则事功开疆，权力高度集中。

据传秦始皇每天要处理的公文便有一百二十斤！

所以中国的哲学思想不分开讲权力和义务，只谈责任。

法家若是遇不上这等君王自然无用武之地。

“我遍观史书，得到这样一个结论，人民是分不清善恶的，而善恶的标准通常被权贵所把持，所以这一点同样和墨家相似，我认为法律就是效法天道，而并非效法于人，而只要有人，就必然有偏私。”

师从荀子的韩非望了望听众，此时庄周闭眼不语，墨翟眉头紧皱，惠施则紧咬腮帮。

“人之初，非性善，非性恶。而是性本贪，故我以利勾牵，以法行刑，富国强军！”

皱眉的墨翟此时终于忍不住摇头道：“可你这种做法，实在是实在是”

言下之意，将人们想的太坏了。

法家不管天下大势，也不进行道德争论，与其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先令一国法令政行，上下效法。

恢复秩序最快的方法即是法治，所以历史证明了秦国奋六世之余烈，在乱世之中，法家是最快起效的良药。

韩非默认了墨翟的说法，只是摇摇头补充道：“墨翟先生，乱世用重典，你我之思想不同，源于你我所处社会情况不同，而我们开的治世药方如道家所说，需审时度势，待机而动，而历史证明了，我之学说治好了乱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