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南明为什么灭亡：天令其亡，先令其狂
南明的腐败
有些无法将南明弘光朝廷和反清联系起来，如果反清事业尚可称正义，而南明政府却很难作为正义事业的领袖，但是“反清”口号后面若不加上“复明”这两个字，又似乎不能够叫做高举义旗、一呼百应。可是如果反清就是为了复明，而且还是复南明小朝廷那样子的政府，想必很多人也不会满意吧。
难道只能在清朝政府和南明弘光朝廷之间作一个选择吗一定要非此即彼吗
我知道两者都不代表正义，而正义――这个第三者，始终没有过发言权。我以为与其在南明政府和清朝政府，或者是明朝政府中挑选一个作为正义来表达我们的义愤，不如多考虑一下怎样才能避免这些一丘之貉轮番上台，演出一幕又一幕暴政取代暴政的闹剧。
甲申年(1644年)四月，李自成率军攻克北京，崇祯吊死煤山，南京明朝大臣们面临解决王朝继统问题，崇祯的三个儿子都没有逃出北京，只有从藩王中挑选，而当时藩王中尚存的神宗直系子孙，有福王、惠王、瑞王、桂王四人，后面三者分别在广西、四川，地处僻远，离南京近的只有从河南逃来的福王朱由崧和旁系的侄儿路王朱常芳。
宦官阮大铖与凤阳总督马士英密谋此事，阮大铖建议立福王朱由崧。其时福王有昏庸之名，但是阮大铖、马士英认为这样的皇帝容易控制，于是就联络总兵黄得功、刘良佐、高杰、刘泽清等实力派，宣布拥立福王。
兵部尚书史可法认为立福王有“七不可”，即贪、淫、酗酒、不孝、虞下、不读书、干预有司，这种五毒俱全的人作了皇帝定会误国误民。
然而，福王朱由崧被马士英等人早早迎入南京，史可法与高弘图无奈，也只得加入了奉迎的行列。
朱由崧在政治上毫无作为，生活上荒淫透顶，政事全委托给马士英处理。
我们来看看这位荒淫皇帝的作为。
朱由崧刚刚登上皇帝的宝座就以“大婚”为名派出内官在南京、苏州、杭州等地挑选“淑女”。
“都城内凡有女之家，不问年纪若何，竟封其门，受金然后释放，又顾别室。邻里哭号，唯利是图”。
八月，兵科给事中陈子龙上疏说：“昨忽闻有收选宫人之举，中使四出，搜门索苍，凡有女之家不问愿否，黄纸帖额即舁之而去，以致闾井骚然，人情惶骇，甚非细故也。……今未见明旨，未经有司，而中使私自搜采，不论名家下户，有夫无夫，界以微价，挟持登舆，宜小民之汹汹也。”
弘光帝在南京遍索不能如意，又派出内监前往苏州、浙江等地选拔。
祁彪佳日记中载，1645年二月十二日，“因奉旨选婚，越中嫁娶如狂，昼夜不绝”。这时距离弘光朝廷的覆亡还不到三个月。
朱由崧派内官捕捉蟾蜍，配制春药;内官们公然打着“奉旨捕蟾”的旗号督促百姓捕捉，被民间称之为“虾蟆天子”。
甲申除夕，朱由崧突然闷闷不乐，传各位大臣进见，这些大臣还以为朱由崧良心发现，担心起国家大事来，一个个都磕头请罪，可是过了很久，这位皇帝才说：“打仗的事情，我还没工夫考虑，我现在担心的就是梨园子弟没有优秀的人才，打算广泛选拔，希望各位爱卿早点帮我去办。”真是麻木不仁到了极点。
皇帝如此，朝廷大臣们也不甘示弱。
掌握朝廷实权的马士英、阮大铖等人醉生梦死，利用手中的权力鬻官肥家。
当时民间流传民谣，“中书随地有，都督满街走，监纪多如羊，职方贱如狗。荫起千年尘，拔贡一呈首。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
顾诚的《南明史》中提到，甲申九月二十八日，余煌在一封信里不胜愤慨地描述了江南官绅的昏淫：“尤可异者，国难初闻，宴不彻;登临未毕，声伎杂陈。而俨然乡衮与愚顽同其欢谑，略无改容。近且架凌云之台，演彻夜之剧，怪诞淫亵，错出争奇，妇女若狂，通都填咽。而一二领袖之家，皆巨室也，争夺梨园，彼此相斗，家僮至于破额，长吏为之解纷。如此景象，岂复成世界乎君亲荼毒，宗社邱墟，宫阙惨于离黍，山陵同于藁葬，此乾坤何等时也，而般乐怠敖，倍于承平。夫独非臣子乎夫何至于此极也!弟与忧者，不在奴，不在贼，不在兵饷;窃以为神州陆沉，必自此病狂丧心始。披发野祭，百年为戒，此辛有所见而深悲也。”
弘光朝廷不仅不以国事为重，反而想方设法粉饰太平，可谓苟且偷安达到丧心病狂的程度。
天令其亡，先令其狂，南明正是如此。
南明之军政
当时南明弘光朝廷控制的区域，东自黄河下游以南，西迄武昌长江以南，其物力、财力、人力也比清廷所控制地区雄厚，对清方、大顺政权占有非常明显的优势。淮河以南是当时中国人口最密集、经济最发达的地方，而且受战乱破坏最小。
南明弘光朝廷设江北四镇，共拥兵三十万。武昌的宁甫侯左良玉，拥兵二十万。
而正当大顺军西撤、清军在畿辅地区休整之时，山东、河南两省的官绅、土贼处于群龙无首，徘徊观望之际，非但弘光朝廷毫无进取之意，就连我们的史可法史督师也一样在军事上毫无作为。
史可法曾奏称：“近阅诸臣条奏，但知催兵，不为计饷，天下宁有不食之兵、不饲之马，可以进取者目前但有饷银可应，臣即躬率为诸镇前驱。”
史可法言之凿凿，然而当时史可法和他的部将是不是真缺饷呢
甲申五月建立江北四镇的时候，规定每镇额兵三万，每年供应米二十万石、银四十万两，由于当时一石米约值银一两，所以有的史籍径直写作一镇岁饷六十万，四镇合计每年二百四十万。
然而这年九月十二日“东平伯刘泽清、总督田仰奏请乞饷。上谕：东南饷额不满五百万，江北已给三百六十万，岂能以有限之财供无已之求”
也就是说，至少在南明初期，江北四镇的军饷早已给足一年半之需，所谓缺饷云云，只是史可法不思进取的借口而已。
南明政府拥有淮河以南辽阔的地盘，在明朝崇祯灭亡之前，明朝政府每年从江南各地搜括大量财物，弥补宫廷和边关耗资，基本上是以江南的财力供养北方的开销。如今北方各地相继沦陷，分别归属大顺和大清，南明政府在财政收入上绝对是绰绰有余，可是南明政府的财政还是入不敷出。
在福王朱由崧出任监国的时候，有人主张依照旧例列入减免赋税的条款，以争取民心。但史可法却拒绝采纳，他说：“天下半坏，岁赋不过四百五十余万，将来军饷繁费，则练饷、剿饷等项未可除也。”
明朝灭亡就是因为崇祯的横征暴敛，可是南明政府乃至史可法犹自不误，照征不误，甚至变本加厉，南明和大顺政权的“三年免征”以及清朝多尔衮进入北京后立即宣布废除三饷，赋税按万历年间的册子征收相比，实在差得太远了。
可笑的是，在已经失陷于大顺和大清的地方，南明政府就很慷慨的免除赋税，福王登极诏书中大方的宣布：“自弘光元年始，山东钱粮全免三年，北直钱粮全免五年。”。真是自欺欺人。
南明政府在军事上毫无作为，军费开支却极度膨胀，左良玉和四镇将领在大清和大顺相持不下，两虎相争从中取利大好时机，不但无所作为，丝毫不见用兵，反而只求苟安，还为非作歹，给地方百姓带来了深重灾难，更是威逼南明政府索要军饷，消耗国力，以至于南明政府财政入不敷出。
李清《南渡录》卷三记，甲申九月“时正项所入止六百二十万，养军所出至七百五十余万，通计每年正项缺一百五十万”。
工部与户部上言：“今天下兵马钱粮通盘打算，缺额至二百二十五万有奇，户部见存库银止一千有零耳。”
因为南明财政收支不抵，户部就变相加征。
甲申十二月决定“凡民间田土，熟田每亩二分，熟地每亩五分，山塘每亩一厘，给予弘光元年契尾一纸”，合计江南一年另“加折色银五十万六千四百五十余两，道路哗然”。
在弘光立国的一年时间里，搜刮百姓财物无孔不入，所得金钱却几乎从来没有用于救济灾民、兴修水利等实政。除了豢养军队以外，财政收入的另一部分耗费于皇帝、宫廷和官僚，供他们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朱由崧即位于南京，马上“修兴宁宫、建慈禧殿，大工繁费，宴赏皆不以节，国用匮乏”。
南明政府如此大肆搜括民脂民膏，地方军队更是形如强盗，南明之民心从此就已消失殆尽。
讽刺的是，南明弘光朝廷依赖笼络藩镇而立，又以藩镇叛降而亡，他那倾尽国力，耗资巨大所豢养的军队，在清军南侵的时候，一战未接，大部分都投降。
多铎初下江南的时候，投降的南明士兵就二十三万八千三百名。仅这一批在江北投降清朝的南明兵员数目就超过了清兵南侵多铎、阿济格两路兵力的总和。
以后陆续有左良玉之子左梦庚，黄得功部将田雄、马得功，又是几十万的军力，这些汉将为大清击溃南明政府、统一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
南明重用这样一些无耻将领，想不灭亡也难了。
南明之灭亡
南明小朝廷的无能腐败可谓中国历史之最。
南明政府最大的失误在于弘光朝廷的基本国策――“借虏平寇”。实行的是和大清共同讨贼，图谋划江而治的天真战略。
南明政府之所以会犯下这种战略性的重大错误，原因是因为自身的腐败无能、不思进取，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党派林立，为争权夺利纷争不休。
弘光朝廷建立的时候，正值吴三桂降清，联兵击败大顺军，占领北京之际。
弘光君臣看到吴三桂借清兵击败了“闯贼”，收复神京，一个个兴高采烈，称之为“功在社稷”的“义举”。
五月二十七日，大学士马士英疏“陈恢复大计”说：“吴三桂宜速行接济，在海有粟可挽，有金声桓可使;而又可因三桂以款虏。原任知县马绍愉、陈新甲曾使款奴。昔下策，今上策也。当咨送督辅以备驱使。”
次日，弘光朝廷即决定“封关门总兵平西伯吴三桂为蓟国公，给诰券、禄米，发银五万两、漕米十万石，差官赍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