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二）(1/2)

首发：~宋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二）

北宋是宋神宗与宋哲宗两个男人坚持变法，宣仁太后与向太后两个女人反对变法。向太后垂帘听政的“元符”时期，苏东坡从海南儋州遇赦北归，说过“端王轻佻”的宰相章惇则被贬岭南反向而行，章惇之子章援是苏东坡学生，曾写信希望苏东坡回到朝廷之后，能够放过自己年迈的父亲，“靖中建国”时期，如果苏东坡还没有去世，应该也是朝廷彰明的倚重对象;然而，进入“崇宁”时期，宋徽宗却亲自下诏在全国范围内焚毁苏东坡与黄庭坚的诗文，如果发现私下刻印者要治以重罪。

蔡京是以“改革派”名头被召回朝廷的。王安石变法的时候，作为年轻进士的蔡京自然迎着潮流追随变法，然而司马光上台后，蔡京就变成没有政治操守的投机者了。司马光拍脑袋要求官员们五日之内全部废除王安石新法，就在大家都感到时间太急、一筹莫展的时候，作为帝都首长的蔡京果然五日内就在开封府范围内全部废掉了王安石新法。蔡京为此受到司马光的高度赞赏：“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

在残酷的政治倾轧中历练出来，蔡京已成为政治高手。

西哲有云：“邪恶盛行的唯一条件，是善良者的沉默。”深谙此理的蔡京为了让全国对其把持的朝廷为所欲为保持沉默，采取了一个极有创意的政治手法：他搞了一个“上纲上线”的“元祐党人碑”，把政治异己的名字刻于碑上，第一批列入98人，然后逐渐扩大到309人，几乎把他认为有点影响的政敌或潜在政敌都一网打尽;“元祐党人碑”的入选范围原是划定司马光、文彦博、范纯仁、苏东坡等反对变法的所谓“保守派”，然而，蔡京后来却把“变法派”大将章惇、曾布、陆佃(陆游祖父)等人也包罗进来，其中曾布曾是蔡京任第二宰相时的第一宰相——这就完全是为了制造恐怖政治指鹿为马了。

为了进一步加强这种政治高压，蔡京还亲自手书“元祐党人碑”中的309个名字，他不但把此碑立于朝堂端礼门前，还要求全国地方政府复制此碑以“扬恶”。

经过一番政治经营，蔡京的势力已经坐大，他的门生故吏遍布朝廷，加上宋徽宗的亲近小厮高俅、童贯也成长起来各领利益集团，至此，所谓“水浒六贼”结成一体把持朝政的政治局面终于形成。

4、任性的享受

宋徽宗的父亲宋神宗上台时国库空空如也，然而，经过他和王安石一番改革之后，到他儿子宋徽宗赵佶登基时，国库已经有5000多万缗结余;蔡京刚登上相位就向宋徽宗进言：这5000多万缗钱足以用来“体面、快乐”地生活了——于是，宋徽宗和他的“六贼”利益集团开始分享宋神宗的改革成果。

据《鹤林玉露》记载，蔡京破败之后，他的一个婢女流落民间，自称是蔡京家厨子，于是被达官贵人争相聘请，企图吃上宰相家宴;然而，叫婢女做菜，婢女说做不来，说自己只是做包子的，那就做包子吧，蔡京家的蟹黄包子早已令人垂涎，但婢女还是说做不来，说自己是做包子馅的，那就做包子馅吧，婢女还是说做不来，因为她在蔡京厨房中的工作只是负责切蟹黄包子馅里所需的葱丝。

蔡京都能过上如此品位的生活，宋徽宗的生活品位当然更高。

蔡京从《易经》里发展出一个“丰亨豫大”的消费理念，其核心意思是太平盛世，皇帝就应该有天子气派，公款吃喝，纵情享乐，否则就寒酸小气，与太平盛世不相称。蔡京还对《周易》中的“唯王不会”一句话做出皇帝消费用不着“会计”的全新解释——这就从理论上掀起徽宗一朝的奢侈享乐之风。

今天中学课本上都有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我们很容易知道那个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梁师成居然敢这样歪曲范仲淹的名句来为宋徽宗服务：现在天下终于迎来太平盛世，“也该陛下后天下之乐而乐了”。

许多史书写到这一节时，都爱用这样一个章节名：“如此君臣”。

其实，蔡京们也只是投其所好，宋徽宗本就是一位风流天子，其游戏享乐的方式经常花样翻新。他曾经在宫廷里设立夜市，命宫女学卓文君“当垆卖酒”，自己则化妆成叫花子穿行其间享受“反差生活”。政和年间宋徽宗开始微行出游，为此专门设立“行幸局”，他与名妓李师师的风流韵事细节虽未必如《水浒传》所写，但事实却有史料可征。

从宋徽宗的《听琴图》中可以看到，他与蔡京是相当默契的。既然宰相蔡京主持朝政粉饰太平、制造盛世，给了宋徽宗一个“丰亨豫大”的享受支点，宋徽宗便能把整个国家搅得天翻地覆。

其中宋徽宗想修一个花园，先叫“万岁山”，后更名“艮岳”。只是由于他是一位艺术家皇帝，有超一流的想象力，和几乎不受限制的皇权，这就决定了他修建这个花园的宏伟蓝图：他决定采尽江南奇花异石而建“艮岳”。

“艮岳”修建始于北宋政和七年(公元1117)，至宣和四年(公元1122)完工，前后经历6年时间，所花银钱无以计数。然而“艮岳”也就存在4年多，公元1127年，在一场短暂的“汴京保卫战”中，被其子宋钦宗下令“毁艮岳以为炮石”。

据《宋史纪事本末》记载，“艮岳”是一个“人间仙境”：坐落在汴京城东北的景龙江边，“山周十余里，其最高一峰九十步，上有亭曰介。分东、南二岭，直接南山”;景龙江注入“艮岳”，曲水如歌，叮咚摇曳，山路与水道边错落有致地分布着楼台亭阁、奇花异石、异兽珍禽，还有上万名美女出没其中……宋徽宗还利用雄黄和炉甘石等当时的“高科技手段”，制造出“艮岳”的云蒸霞蔚效果;道士林灵素在“艮岳”中喂养和训练了许多雀鸟，宋徽宗行走在“艮岳”中，林灵素一声唿哨唤来雀鸟，使宋徽宗顿生“百鸟来朝”的错觉与诗意，其艺术家灵感也就缤纷而生。

当然，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艮岳”，那就完全是一种皇权泛滥的可怕情形——《宋史纪事本末》把它称为“花石纲之役”，与“王安石变法”、“元祐更化”等重大历史事件并列为章节。

为了搜索修建“艮岳”所需的奇花异石，宋徽宗专门成立了“苏杭应奉局”，沿淮水和汴水而上，从江南到开封，运送花石的船只十船编为一“纲”，故此谓之“花石纲”。《宋史纪事本末》记载：“朱于太湖取石，高广数丈，载以大舟，挽以千夫，凿城断桥，毁堰拆闸，数月乃至。”为“花石纲”服役的老百姓，中产人家也纷纷破产，有的还得卖儿卖女为“花石纲”提供费用;在江河湖海惊涛骇浪中人船皆没者更是无以统计。

“花石纲”的间接后果更为严重，以人治社会的“官场蝴蝶效应”推算，那些如狼似虎的官员胥吏，在执行宋徽宗的“中央文件”时不知搭载了多少私货!对此虽然无法准确统计，但我们可以从《宋史纪事本末》的一段记载中推算：“方腊既平，王黼言于帝曰：‘士大夫怀奸弗悛，抑损应奉，妄为讥谤。望特置应奉一司，臣专总领，庶杜奸谋。’从之。仍令梁师成总领于内，遂复诸应奉局，夺发运漕挽之卒为用，户部不敢诘。自是四方珍异之物充牣于二人之家，而入尚方者才十一。”也就是说，凡宋徽宗从民间掠夺的财富都要乘以10，因为其中90%都落入了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囊中。

“花石纲之役”前后持续10多年，皇权如此凶恶泛滥、摧残百姓，在中国历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它的直接后果，是宣和二年(公元1120)，在受“花石纲”祸害最深的浙江东南一带发生了著名的方腊起义，近百万民众群起响应，波及人口数百万以上——《水浒传》中那个“官逼民反”的文学主题，就来源于宋徽宗的时代现实。

然而，作为一位艺术家皇帝，宋徽宗根本不知道政治妥协，更不愿“适可而止”，方腊起义刚被镇压下去，他马上就任性地“复设诸应奉局”，继续修建他的“艮岳”。

对此，《宋史》曾经总结：“自古人君玩物而丧志，纵欲而败度，鲜不亡者，徽宗甚焉，故特著以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