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地任官国家提供住房(1/2)

首发：~异地任官国家提供住房

古代异地任官，国家提供住房，居住官舍也是种政治待遇。办公住家一体化，官多房少退休离任必须搬出官舍。

“官舍”就是官吏的住所，因为常与官衙连在一起，如今日之“机关大院”，所以有时也兼容办公场所的含义。因其不仅所有权一般都姓“官”，即属于国家资产，而且往往还特定属于某官署即某一个机关。官员不得添置任何家具，供给知县的家具杂用有63种，200余件，县丞、主簿等有60种，典史仅19种。也就是说给你多少家具，你就使用多少，私自动用公款添买，就是违反制度。另外，官员调任或退休时，所有家具杂用都要按清单归还。

异地任官国家提供住房

此事可追溯到在大小贵族各以封地为行使政令场所的先秦时代。自秦汉起，各级官员均由国家任命，无论是各地贤能被选拔或举荐到中央当官，或原在京畿居住者被外放到各地当官，大多存在有异地仕宦解决住所的需要。因此，由国家向赴任官员提供住房，大约也就在秦汉之际逐渐趋向制度化。

《汉书》卷三十九记载，曹参封爵列侯，食邑平阳，但本人先后在齐国和中央任相，其长安的“相舍后园近吏舍，吏舍日饮歌呼”云云。此“相舍”与“吏舍”，就是相国住宅和吏员宿舍的同义语，当由国家提供。

汉高祖刘邦向全国发布《同安辑令》说：“凡为列侯食邑者，都给印绶佩带，赐给宏敞的住宅;俸禄达到二千石级别的将吏，就可迁居长安，赐给次一等的住宅。(已译成白话文——编者注)”这当然是开国时期优待功臣的一种措施。

再看《汉书》卷九十三记载，侍中董贤为邀汉哀帝宠信，假日亦不肯回家与老婆团聚，于是哀帝特许董贤的妻子搬进他在宫中的住所，“若吏妻子居官寺舍”。根据这一条史料，可知最迟到西汉后期，官吏家属可以随居机关住房(官舍)，这或许已经是普遍现象了。《太平御览》卷四九一引《汉书》称，光禄大夫魏霸丧妻，其长兄还特意“为(魏)霸娶妻，送至官舍”。

居住官舍也是一种政治待遇

居住官舍不仅是项福利，也是种政治待遇。《事实类苑》卷十一记，北宋名相寇准受政敌迫害，被贬为衡州司马。衡州府向来不给这种徒有虚名、实受监管者分配住房，但是“百姓闻之，竞荷瓦木，不督而会，公宇立成”。看其在民众中威望如此高，政敌又赶快把他迁到雷州，并终于达到令他郁愤而卒的目的。

苏东坡的弟弟苏辙也曾被政敌章淳贬到雷州，“不许居官舍，遂僦民屋”。章淳得知，严令州府究治胆敢借房给管制分子居住的民众。后来章淳也被贬到雷州，碰巧亦向这个人求租房子，对方心有余悸地答复他：“前苏公来，章丞相几破我家，今不可也”。此为政治斗争之激烈在住房问题上的反映。

官舍如此“尊严”，在一定程度上与它的位置有关系。自秦汉以来，凡州郡府县各级地方政府之主要首长和官员的生活区域，照例都是圈定在各自的衙署即“机关大院”以内的，俗称“内衙”或“私宅”等，并用屋宇式的宅门同以大堂为中心的办公区域划出界线。

《温公诗话》记北宋鲍当任河南府法曹时，河南知府“薛(映)尝暑月访其廨舍，(鲍)当方露顶，狼狈入，易服把板而出”。是说像鲍当这样处长一级(曹官)的官员，也有坐落在衙署内的住宅。因为是私人生活空间，又值盛夏季节，所以没戴官帽，恐怕还是赤膊状态，所以当上司突然来访时显得很狼狈。

官多房少显尴尬

地方官连同随任家属免费享用机关住房的传统维持到清朝覆灭。我们可以从辛亥革命时期有关各地光复的报道中看出，清廷的各级地方官多在义军攻打衙署时束手就擒或携眷出逃。相反，京官住房的解决方式，却经历了较多的变化。前文说过，两汉时官员多居“机关大院”，东汉王充《论衡·诘术篇》称：“府廷之内，吏舍比属”(汉时“吏”之概念包含“官”义)，足见规模之大。

但随着国家中央集权管理职能的日趋完善甚至繁复化，中央直属机构及供职人数也在不断增加。据《文献通考》卷四十七提供的统计，汉晋时全国官员总数仅7000人左右，隋朝重新统一后达12576人，唐朝更增至18805人，其中供职京师者就有2620人。假如仍沿袭两汉时大包干的办法，则不仅“京师百司”之机关用房要发生危机，亦将无法正常发挥衙署的办公职能，因为办公区内除了这2620人外，还得加上数倍于此的吏胥、杂役和卫士，以及侍候这一大家子的小丫环、老妈子等。

退休离任必须搬出官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