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破译电报密码的关键：吴大五郎(2/2)

首发：~日军破译电报密码的关键：吴大五郎

战争结束后，日本向为战争作出重大贡献的电信课长佐藤爱麿秘密授予三等勋章和养老年金的特别奖赏。佐藤后来成为知名外交家，连续七年担任日本驻美国大使。其养子佐藤尚武在以后的日本政坛也成为外交家，佐藤尚武后来担任日本外务大臣及二战中末任日本驻苏联大使。1945年，苏军挥师攻入中国东北，他是第一个得到该消息的日本人。

但伊藤博文这个说法的疑点是：是谁因为斗殴丢了作为辅助密码本的字典?这个情节也太像电视剧了!

再说谁会带着这么重要的东西在日本军港上岸?吴大五郎是何许人也?他又是如何“拾到”宝贝字典的呢?

甲午战争期间，中田敬义是日本外相陆奥宗光的秘书，他在1938年回忆说：“佐藤爱麿先生时为电信课长，破译了中国的电报。明治十九年(1886)发生一些中国水兵在长崎骚乱事件。其时有个人叫吴大五郎，截获过中国的电报。中国是没有拼音字母的国家，所以在字典中的常用字旁注上一、二、三、四等数码，作为(明电码)使用。这是一种很小的字典，亦即对方(指中国)之电本，日本外务省存有此书。明治二十七年(1894)6月22日，陆奥外相致函(清)驻日公使汪凤藻。此函最初由尼森用英文起草，经(外务)大臣官邸之伊东巳代治译成日文，再由我译成中文送达汪凤藻。次日，汪凤藻向总理衙门发出长篇电文。佐藤认为，这个电文肯定就是昨天(陆奥致汪凤藻)之公函。经过多方研究，终于发现了其中电码编排规律之秘密。此种密电码，中国方面此后从未变更。于是，彼方之电文我方便能完全解读……甚至在(马关)谈判之时，我方(对破译)也运用得非常方便。这件事言谈之中可能有所流传，文字记录则没有，这很难公开，是要加以隐瞒的事。”

吴大五郎其人：学者还是间谍

这回整明白了，吴大五郎不是“拾到”中国电报明码小字典的，日本外务省本就有这本书。吴大五郎是在骚乱期间利用截获的中方电报，参照中国字典等资料，开始了对电报密码的破译准备。

清朝方面对电报密码的保密其实是很重视的，并和各国一样有电讯管制措施。否则从1886年吴大五郎开始，到1894年佐藤爱麿最终破译，日本不至于用了8年时间，才最终完成破译工作。

下面就翻一翻吴大五郎这个人物的神秘身世。

吴大五郎姓吴，父亲叫吴硕三郎，是日籍华裔。

既然是中日混血，吴大五郎当然对汉、日两种语言文字都很熟悉，成了当时日本急需的“特种人才”，并被选送为明治维新之后外务省首批赴华留学生，在日本驻北京公使馆作为见习翻译学习北京官话——不对呀，日本明治维新之后，不是日夜想着脱亚入欧，向西方学习么，为何还要选派学生到中国学习?学的又是什么?

这些人表面是留学生，其实还兼刺探情报，有的干脆就是职业间谍，来华前，他们也受过相关训练。所以，除了留学生、学者之外，吴大五郎的第二重身份，正是间谍，战略层面的文化间谍。这种间谍不靠女色，也不会飞檐走壁，就是太爱“学习”，搜集、掌握你的综合国情，他们出关的时候，带走的都是公开合法出版物，行李夹层里也没有绝密纸条，这类间谍造成的破坏极大，而且防不胜防。

1888年，吴大五郎还与他的堂兄弟郑永邦合著了一本《日汉英语言合璧》，作为到中国经商的日本人学习北京官话的教科书(也可当字典用)，书中有大量涉华政治、经济、外交、商贸等内容。郑永邦的父亲郑永宁，是吴硕三郎的弟弟，后来到老郑家当养子，所以改姓为郑。

甲午战争后台湾沦陷，日本在台湾积极发展殖民产业搞经济掠夺，这个吴大五郎又出场了。1895年，吴大五郎潜入印度，调查经济情势及大吉岭(印度的茶都)茶业实况，在其《印度内地巡回复命书》总结：“已隶属于我国版图的台湾，同属茶产丰富且多瘴疠之地，我们的民政官员，有必要从事当地的文化建设，振兴当地的产业，建设另一个大吉岭。”你看，一副忘本的汉奸嘴脸。

就此，我们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佐藤爱麿最终破译密电码之前十几年，日本出于发动对华战争、窃取中国情报的考虑，已经开始有针对性的间谍活动，吴大五郎就是从事这类活动的间谍之一，并做了大量外围铺垫工作。所谓吴在长崎“捡到字典”的说法，是不确的。

说句后话。以钓鱼手段破解密码的手段，后来在二战中被美军原样用回到日本头上。当时，美军从日军一系列电报中，发现频繁出现“AF”代码，估计应该是指中途岛。美军便用浅显的英语拍了一份作为诱饵的电报，报告中途岛的淡水设备发生故障。果然不久美军截获的一份日军密码电报声称：AF可能缺少淡水。至于美军截杀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的行动，则应归功于新西兰海军从一艘被撞沉的日军潜艇上得到了日本海军最新版的密码本，日军此后更换的密码于是迅速被美军破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