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六，全国的武斗和藏匿岳中林（之一）(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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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六，全国的武斗和藏匿岳中林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江青捏造罪名、突然袭击，制造了“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

杨、余、傅三人当时分别担任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空军政委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职务。

三月五日夜，傅崇碧为当面汇报清理鲁迅书信手稿问题，与中央文革办事组事先联系好，然后带三人分乘两辆车，去中央文革所在地，经允许后驱车进入。但江青伙同林彪，于三月二十二日凌晨到二十五日，接连召开全军部分师以上干部和北京卫戍区、北京军区干部战士大会，一口咬定傅崇碧带人“武装冲击中央文革”。甚至捏造傅崇碧的秘书用装有手枪的皮包打了江青，“后面的车有一挺机枪”等等谎言。诬陷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是“为二月逆流翻案”。

三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发布命令，撤销杨、余、傅的职务；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温玉成为副总参谋长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二十五日，表示对处理“杨、余、傅事件”的支持。

接着，军委办事组改组，由黄永胜、吴法宪分任正、副组长，成员为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随后，决定军委常委不再开会，军委办事组取代了军委常委。

林彪一派就此控制了军委很大一部分权力。

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人遭到残酷迫害，并在全国范围内株连了一大批人。有很多人被迫害致残、致死，造成严重恶果和坏的影响。

“杨、余、傅事件后”，群众派性武斗在全国兴起，文化大革命运动以武斗的形式风靡全国。

全国各地的各县，几乎没有一个地方没发生武斗。其中大型武斗，有十起。

据来自中华网名为“中共中央文化大革命武斗事件调查组”的一份资料统计：从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五年间，向当地革命委员会、政法部门、军管会（组）报案、备案，伤亡十人或以上的武斗事件有五万七千二百二十二件，其中伤亡一百人或以上的武斗事件有九千七百九十件，地方驻军奉命介入的事件有两千三百五十五件；申报、报案亲属失踪的有二十二万七千三百多人。

其中伤亡最严重、最惨烈的十大武斗事件为：

一，一九六七年青海西宁“二二六”事件。

1967年2月26日，青海西宁武斗扩大到省委、省政府、军民用机场。省公安厅、西宁市公安局被占据，3所大学、12所中专、职校、35间军工企业职工参与造反，从2月26日到3月5日持续武斗，曾出动”t55”型坦克等重型武器，造成2177人伤亡，死亡822人。

二，一九六七年七至八月黑龙江伊春武斗事件。

1967年7-8月，黑龙江省伊春市林业局筹备革命委员会，因派性激发，对立的两大派都以“革命造反派”“思想捍卫者”自居，经过15天协商，双方均拒不接受在席位上的妥协，又因争夺财权，矛盾激化，发生冲突，开始抢掠市财政、银行。地方驻军参与支左导致武装对峙。8月2日-8月25日，武斗升级。37座政府建筑物被毁，军营遭炮弹攻击，230多名官兵伤亡。在武装冲突中，有3750多人伤亡，有记录的死亡名单为1944人多数是林场职工和家属。

三，一九六七年八月至十一月月湖南怀化武斗事件。

1967年8月－11月，湖南省怀化市职工红卫兵造反派占领、接管了怀化劳改农场、劳改工厂。军队奉命进驻，遭到武力阻止。劳改农场、劳改工厂的囚犯们被武装起来编成敢死队，向军队发动进攻。军队奉命镇压反革命武装叛乱，造成37700多人伤亡，其中死亡13300多人，军队伤亡430人。

四，一九六七年六月至一九六八年三月四川宜宾大武斗。

1967年6月－68年3月，四川宜宾地区两派群众组织，就“刘结挺、张西廷，是司令部战士还是刘邓司令部黑干将”发生激烈斗争。中央文革1968年1月表态：刘、张是司令部战士，长期受到刘邓在四川的代理人李井泉、廖志高之流的迫害。当地驻军随即跟着表态，对另一派群众组织实施无产阶级专政，展开了激烈的武斗。参与动用武器武斗的有17万多人，有两个团兵力介入，造成43800多人伤亡，死亡21100多人。军队在宜宾地区实施戒严长达15个月。

五，一九六七年十月至一九六九年五月内蒙古内人党事件。

1967年10月20日－69年5月底，内蒙古发生”内人党”特大惨案。中共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农牧民、知识青年（主要来自北京、河北、山东的66届、67届、68届大专毕业生），有56200多人被杀害，多达377000多人被关押，受冤案打击迫害的人达355万多人，占当时内蒙古自治区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六，一九六八年五月至九月安徽蚌埠、淮南武斗。

1968年5月－9月，安徽省蚌埠、淮南，85间企业单位的职工发动第二次造反，包围了两地的革命委员会，占据了铁路、公路交通达12天。中央文革派调查组，派汪东兴带队下去了解情况。中央文革把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性质，说“搞反攻倒算要追查黑后台”，从合肥等地调动5万武装民兵，配合驻军限时缴械自首。期限到后，展开进攻和逮捕。在长达35天围剿、追捕中，有7300多人伤亡，其中死亡3433人，军队、民兵伤亡525人，827间建筑被损毁。

七，一九六八年十二月至一九六九年二月陕西宝鸡武斗。

1968年12月－69年2月，陕西省宝鸡地区八间兵工厂展开“清理阶级队伍”政治运动，7万名职工有45400多人（一多半）被列为阶级异己分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其中有297人被当地军管会宣判死刑立即执行。第二天，全地区发生大动乱，驻军报称发生反革命暴乱，展开追击，于是追击和反追击战斗开始，出动了坦克、装甲车、四筒平射炮、喷火器等投入战斗，死伤48300多人，其中死亡13300多人，死者中包括军管组组长、政委、宝鸡市革命委员会军代表。宝鸡驻军营房两栋被炮火击毁。

八，一九六八年四月至七月广西南宁“四二二”惨案。

1968年4月－7月，广西南宁地区两派群众组织130多万人参与武斗和自卫反击，军区5间武器库的枪支弹药被抢掠一空，包括支援越南抗美战争的武器在铁路线上就被抢掠。4个月时间，发生规模性武斗22起，有175000多人伤亡，其中死亡人数101000多人，报失踪33115人。周总理派去的调查组中，也有3人被枪杀。据说，广西南宁武斗是文革中死伤中严重的。

九，一九七五年五月新疆生产兵团“兵变”大镇压。

1975年5月，新疆生产兵团石河子、奎屯梁地区的生产建设兵团发生所谓“集体兵变”、造反，投向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事件，于是出动军队、建设兵团进行整顿、整肃，引发武装对抗，展开激战，石河子地区有7330多人伤亡，其中2170人死亡。两地报失踪8137人。武装镇压中，出动了武装直升飞机。

十，一九七五年云南镇压回民事件。

1975年4月，云南省施甸“伊斯兰共和国”事件，造成3700多人伤亡，其中回族村民有1220人死亡。施甸地区政府建筑物被炸毁。这是一宗人为造成的政治性冤案，当年中央拨下2000多万抚恤金才平息了这个事件。

文革这部血淋淋的历史，经历过的人不应该忘记，没经历过的人应该了解。

如今还有一些人怀念文革，若不是别有用心，就是对文革残酷、血腥的历史一点都不了解。

这也是没有彻底清算文革罪恶，留下的后遗症。

大圹圩农场的“保岳派”和“保孙派”，因“杨、余、傅事件后”和外地派性武斗兴起的刺激，对立情绪在加剧，两派都开始秘密准备武斗。

原先派性不明确的中层干部，此时是“保岳派”还是“保孙派”的派性观点，开始逐渐明朗化。两派中观点明确的中层干部，也都参与组织了各自的“文攻武卫”战斗队。

积极参加文革运动的两派群众，都拿起铁锹钢叉，随时准备进行“武卫”。

山雨欲来风满楼。

大圹圩农场群众性的大型武斗，一触即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