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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第8章 ?二十三 欢天喜地主人翁
我们来到南大街。在大街的东侧,有一家摩托车修理部。我们走进去的时候,里边只有一个孩子。他正在一辆旧摩托车上,往下拆解部件,好像师傅也不在。我一看到长相,就知道他是我的儿子马明明。
果然,丽香说,明明,你看这是谁?他看你来了。
他睁大眼睛,困惑地望着我,轻轻地摇了摇头。
他是你爸,丽香说,专门来看望你来了,快叫爸爸。
他一下子愣住了,半天才嗫嚅着像蚊子一样隐隐约约的叫了一声,爸。
就这样我也很高兴,这是几年来我第一次听到两个儿子称呼我的声音。面对着他,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询问了他学徒的情况,技术掌握的怎么样,叮嘱他好好学习,争取早点出师。
我说我的,他像东东一样低着头,只顾做自己的话,再也不搭理我了。我只能尴尬地离开,跟着丽香来到她家。我要走,她坚决不让,就在她家吃的饭,还住了一晚上。
晚上跟她和她的丈夫,真正地谈了半夜,把家里发生的一切,了解得清清楚楚,也把我在监狱里生活的所有的情况,告诉了他们。我现在能够亲近的,能够依靠的,也就只有我哥和我小姨子两家人了,以后一定得跟他们好好相处。如果我有办法,一定要好好报答他们的。
第二天回到家以后,村里边人知道我回来了,陆续地来看望我。我小时候的三个好朋友,我结婚的时候帮我糊窗户的人,王和平,刘虎平和李三成也来看我。令我惊奇的是,这三个人居然全被选上了村干部,王和平是村长,刘虎平是主任,李三成是支书。我一下觉得,这短短的几年居然变化这么快,他们现在掌权了,问我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我实在也想不起来,现在只能是好好干活了,但马上要春耕播种了。现在不跟以前,所有的东西都要自己准备,自己去购买,可我根本没钱。刘虎平说,你不要担心,你属于帮扶对像,我给你开个证明,你到民政局去领救济款。
我不相信,还有这样的好事,难道说坐牢有理了?
这是国家的政策,他说,像你们这种人,一出监狱大门,一无所有。如果政府不关心你们的生活,走投无路时,完全可能再次进去,你相信我吧。
我拿着他给我开的介绍信,居然到民政局领到五十块钱。这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凭借着这五十块钱,我买了种子化肥。那时虫子很少,种玉米不需要农药。我哥又给了我二百多斤粮食,我扛了八十多斤,用硙儿磨成面粉,他又给了我一些蔬菜。我的生活终于能正式开始了。
但他家的粮食蔬菜也不多,我实在不好意思天天吃他的。时间已经过了清明,山里坡里的野菜渐渐地都长出来了。最早生长出来的就是黄蒿苗,也就是中药上说的茵陈。
我提着竹篮,用小铲子一苗一苗地铲下来,在水龙头面前洗得干干净净,放在案板上切碎,撒一点面粉,放到蒸笼里蒸上二十分钟。清香绵软,口感非常好,既有菜又有粮食,既能当主食,又能当副食,一早一晚,主要吃这种药食两用的蔬菜。我把它叫作药膳,清肝泻火,排除毒素,是天然的排毒药。
再过一些日子,苦菜,蒲公英,小蒜,马齿苋,地肤子,灰灰菜等一些野菜也纷纷生长起来了。整个春天,我除了这些野菜,几乎什么菜也不吃。我的身体之所以非常健壮,恐怕完全得益于这些蔬菜。更重要的是我的烹饪方法,在油炸,炒菜,煮菜和蒸菜这四种方法中,蒸菜是最科学的,营养价值损失得非常少的。所以除了中午一顿饭,一早一晚,不管是野菜还是蔬菜,我都是用蒸笼蒸的,基本上不炒菜。固然是为了方便,但也是非常科学的。这样就养成了我吃蒸野菜的习惯,一直到现在。
我家出了这么多的变故,乡亲们也不嫌弃我。大多抱着同情的态度。我也就到他们家坐坐,看看他们的生活情况。我想找到当年跟我一起经常受到打击和批斗的人,但他们都已过世了。富农分子刘和东,他是被批斗得最多的一个人,但他还比我父亲早去世两个月。好在一点的是,在他去世前,按照国家的政策,摘除了他的富农分子帽子,让他安心地离开这个世界。另外一个反革命分子胡东升,他是挨批斗的第二号人物。他在省城解放的时候是南大门的巡长,别人都放下武器投降了,他还拒绝投降,端着机枪跟解放军开打。被俘虏后,定为历史反革命遣散回家乡,监督劳动。他也去世了。右派分子江维东,当年就自杀了,只留下我这个坏分子还苟活在世界上。所有的分子都消失了,只剩下我这样一个分子了。当然我也不应该叫坏分子,现在叫刑满释放分子。这糟糕的称号可能要伴随我一辈子了。好在我还算年轻,还赶上了这么好的时代,实在要比他们幸运得多了。
一切准备就绪,在播种之前要整理土地,我常常把现在的过去的混淆在一起,傻傻地分不清:哪是现在哪是过去?我常常睡得忘了上工。不是我懒,我总是在等着队长,站在村里的高坡上,长长地喊上几嗓子,“上工喽”。我才会拿着工具,跟全体社员一起到地里去干活;等到队长再喊上一嗓子,“下工吧”。大家再拿着工具回家。队长就是全体社员的手表和闹钟,所有的活动,所有的吃喝拉撒睡,都在队长一个人的管理之下,全部集中统一行动。好像所有的人,都是那长不大的巨婴,没有家长就活不下去。而我好像就更惨了,孤零零的一个人。家里再也听不到母亲的唠叨和妻子的抱怨声。唠叨和抱怨声也是一种起床号。是上班的打卡,是睡觉的电灯开关,总是能让你按正常的时间作息,不会太误事的。而现在,只有我自己给自己下命令了。要是自己不管自己,躺在炕上睡上三个月,也不会有一个活人去让你起床的。
为了让自己能够正常地去干活吃饭睡觉,我咬了咬牙,到百货公司买了一只马蹄表,放在床头上。到时候就想起了闹钟声,我就会赶紧起床,按照一天的计划,去完成一天的活计。
我在我的土地上,像跑马圈地似的,绕着地看,一圈一圈地走着;抓起地里的泥土,放在手心里摊开,半天都没有松开,好像要把它焐热;仔细地查看着,就像查看着我那两个刚刚出生的孩子。觉得每一寸土地都有着像婴儿一般的脸,那般亲切,那般温馨。爷爷在世的时候,把我们家的土地和农具交到社里,到现在再把土地和农具重新分给我们。好像世界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原点,又回到了出发的时候。我们要重新起航,重新出发了。那种喜悦的心情,就跟我在生产队里的地头上举办婚礼一样,高兴得说不出来。
在农业社的时候,干多干少都一样,大家都是牛抴驴不抴,天天磨洋工。但现在,这土地是我的啦,是我们家的了。没有不好好干的理由,人哄地一时,地哄人一世。尽管我们没有权利处置它,但只要允许我们耕耘,播种,管理和收获,这就足够了。也就从这天起,我才感觉到自己这时,也只有这时才成了土地的主人了。而在这以前,我以及我的乡亲们,只不过都是打工的罢了:给集体打工,给国家打工,从来没有感觉到是给自己干活。但现在不同了,什么时候做,什么时候不做。种什么和不种什么,全由我一个人说了算。只要不种大烟土,什么都可以种。尽管还要交公粮,还有沉重的三提五统。但这是我们必须完成的义务。但至少我们现在是自由的,不受约束的,只要把这些义务完成了,多数的还是我们自己的。不积极干活也不可能,除非你愿意受穷。
我们中国所有的农民,仿佛一夜之间又回到了土改以后高级社以前的日子。真正成了土地的主人。不管社会多么进步,国家多么强大,对我们农民来说,拥有土地,我们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才能真正体现出主人翁的样子。否则永远只能是永远的长工,从解放前给地主当长工,到解放后给国家当长工。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因为我们对土地没有自主权。只有现在,我们才真正感觉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社会的主人,因为我们是土地的主人,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国家的地主。一个农民,只要有了土地,只要我们能为脚下的土地做主,不管贫穷还是富裕,至少生活还是能维持下去的。重要的是我们在精神层面上,在思想境界上,有了一种从来没有的自豪感和成功感。
我把我现在的生活叫做新三自一包:自律,自觉,自立外加承包土地。我一下子兴致满满的,只要我按照新的信条去做,即使是自己一个人,照样会活得精彩的。
一家一户的种地,有一个最麻烦的事情是,没有耕地的农具和牲口。有人口多的就自己添置农具和牲口。没有农具和牲口的人家,要么跟人家换工,要么就雇佣人家来给自己耕地播种。因为光靠人力是不可能完成的。我当然也一无所有,好在我有一个勤奋的哥哥。他一开始买的是一犋犗牛。觉得牛的效率太低,后来又换成了骡子。现在又换成了一匹枣红马,工作效率要高得多。
种他的地的时候,我给他帮忙。撒化肥种子,播种锄地,一直干到他的地播种完以后,接着就给我播种。等收秋以后,我把使用他的农具和牲口,再折算成粮食还给他。亲兄弟明算账,这个原则是含糊不得的。
不过,信心固然重要,但现实并不那么尽如人意。尽管当时种地是自由了。但除了交公粮,三提五统,越来越成为农民沉重的负担。
本来按照国家规定,征收的粮食并不多,但是乡村两级政府,特别是乡政府,往往要超出几倍的征收。原因很简单,县政府里的七站八所,养活了那么多的人。他们中间的好多人其实是没工资的,完全是走后门进来的。这些人的工资其实就是老百姓给发的,就是从征收款里扣除的。还有修桥补路,五保户贫困户的救助,服兵役的费用,各种各样的管理费用杂七杂八的摊算下来,成为老百姓沉重的负担。也成为农民和乡政府之间对立的根源:有的地方常常因为过度征收,村民跟乡政府的干部常常爆发肢体冲突,甚至去打砸乡政府的事情也有。当然我们村从没有发生过。我们这里主要是地多人少,这是一个天然的优势。尽管这样,收秋过后,打下的粮食虽然不少,但一籴一粜,各种税费一交,属于自己手里的所剩无几。虽然地分到农民手里了,但大家依然贫穷,没有根本的改变。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两千年以后,在主席任期之内,免除了所有的农业税,这种政府和农民之间的敌对关系,才一下子消除了。
如果说承包土地,是农民的第一次解放,那么免除农业税,完全可以说是农民的第二次解放。而到了习主席时代,就不是一个解放的问题了,而是给予帮助和扶持:养老金,医疗保险,退耕还林,家用电器补贴,农业直补,农机补贴,农民才算真正地富裕起来了。
在我回家种地的第二年,霍家山的后人从美国回来找他们祖父祖母的遗骨。由于我进行了妥善的保管,奖励了我二百块钱。我分别拿出一百块钱,给我哥一百,给我小姨子一百,感谢他们两家在我坐牢期间,对父母大人和孩子的帮助。但他们谁也不要。我又找到马东东和马明明两个孩子,给他们,他们也不要,说我种地很辛苦,投资又很大,留着自己花吧。他们完全可以自立了,很快就要出师了,出师以后挣的就更多了。
我为两个孩子的懂事而高兴。时间真是一个最好的消融剂,它能融化一切坚冰。也许他们慢慢地能够读懂我了。他们的小姨也许对他们讲了我坐牢的原因。虽然可悲可笑,但也不一定那么可耻,一定事出有因,被逼无奈。
丽香跟我说,家里出了这么多的事,是不是有什么原因呢?咱们还不如到西凤寺去烧烧香,抽个签,看看菩萨有什么说法。
我是不大相信这些的,但拗不过她的纠缠,只好跟她一起来到西凤寺。
我们沿着台阶,一步一步地往上走,刚刚进到庙院里,就见院中间的观音菩萨像前,有个熟悉的身影正在那里整理着祭品。我仔细一看,竟然是我们曾经的大队主任吴兆成。不知怎么他的嘴巴好像有点喎,是不是得了什么病?
他也看见了我,尽管他经常批斗我,但也帮过我不少忙。特别是帮我结婚成家,还给我妻子一家落了户。我还是非常感谢他的。
我赶紧跟他打招呼,吴主任,你怎么也在这里,也是来烧香的?
你不要叫什么吴主任了,他尴尬地笑笑说,早就不是了,我是在这里给人家帮忙的。
什么?我愣了一下,你出家了?
出什么家?庙里的不一定全是和尚。我是人家雇佣给看门的,也顺便打扫打扫卫生。
我惊异地看着他,半天没有反应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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