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章 第41章 第42章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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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经济条件的原因，保姆请不起了，女儿才两岁多点就送去了幼儿园。同样受经济条件所限制，女儿上的是一般幼儿园，费用不高。曾有同事问我，怎么不把孩子送到好一点的幼儿园。我红着脸解释说，离家近一点，接送方便。其实，我每每听到孩子说，在幼儿园吃不饱，再看到她回家饥不择食的样子，我就为如何保证她将来的生活和学习条件，而感到忧心忡忡。

记得有一次，由于幼儿园老师照看不周，女儿从两米半的滑梯上额头着地摔下来，立马肿起一个青紫色的大包，老师拎了两斤苹果把孩子送回家，轻描淡写地解释了一下。我想发火但没有底气，因为是我没有经济能力把女儿送到条件优越和管理规范的幼儿园。

自责也好，惭愧也罢，捶胸顿足解决不了问题，生活还得继续。即使迷茫也不能停下脚步，在撞撞跌跌中寻寻觅觅，要相信柳暗花明。

市广电局正式发文，宣布筹建市经济电视台并任命郑主任为台长。事实上，经济电视台的发射频道就是市电视台拥有的两个发射频道之一，吉局长把它拆分出来，可能有两个目的：1新增一个经济创收实体，既有利于竞争，又能增加广告创收；2经济电视台可以作为局里的自办经济实体，可以弥补事业经费。市电视台的两个发射频道是经过正规审批的，现在拿出一个频道冠名为经济电视台，相当于是内部运作，加了个名号而已，不用再上报审批了。我的理解，这属于内部资源调剂。

郑主任被任命为市经济电视台台长，是吉局长看中了他的才干，还是他与吉局长志同道合？不得而知，不过吉局长能放心托付，且郑主任敢大胆勇挑这副重担，应该算是惺惺相惜吧。

据说市电视台台长起初对此事颇有看法，他认为这会造成严重内耗和恶性竞争，不利于团结，有损集体形象和造成不良影响。俗话说，不要迎着风头上，否则容易感冒的。电视台台长因此被吉局长小范围剋了一顿，说他没有一点大局意识，嘴上说的冠冕堂皇，心里却私下打着小算盘，连自己的瞎眼岳父都弄进台里当门卫，还能挺直腰杆说自己是为了维护集体荣誉和形象？吉局长“明察秋毫”，这让普通职工对他多了一份敬佩。

此后，全局系统上下齐心协力，全力支持筹建市经济电视台，要人给人，要物给物，要钱……吉局长不答应，自己去挣！吉局长恨不得它马上开播，财源广进。

郑台长拿着局里的文件，到市电视台、有线台、电台等单位选人组建队伍，但毕竟是新开业的“门店”，缺乏吸引力，除了类似我这种有点“穷途末路”的人，大都没有意愿。好在吉局长亲自“帮忙”，从社会上和其他单位调进了几位人才，另外，再因为副台长的职位空缺，从市电视台“挑选”了两名中层干部作为补充，最后面向社会招聘了一批人员，这样总算把队伍凑齐了。

我的调动是自己操办的。郑台长看不上文台长，不屑与她面谈，让我自己拿着局里批复的，经济电视台人员组建名单去找她。文台长似乎很赞同我的调动，还预祝我在新的单位和新的岗位早创佳绩，勇立新功，最后很自然地要我把商业联社的广告业务移交给相关同事。

市经济电视台的办公场所是单独在外面租赁的，摊子虽小，但机构设置齐全，有新闻部、经济信息部、广告部、办公室、财务部、技术部等。我被郑台长任命为广告部主任，其他与我差不多身份调过来的同事，基本上都有职务，反正是将多兵少，郑台长的意思是大家拿着带有职务的名片，有利于出去拉广告业务。台长是一正二副，局里下文任命，我们所有的中层干部由台里下文任命即可。看来，所有人的职务任命，都不需要上报到宣传部审批。

郑台长召集全台人员会议，还特地邀请吉局长过来作指示。吉局长首先从宏观层面，阐述了广电系统改革创新的必要性，接着对本市广电事业的发展现状进行了剖析，最后归纳为一个主题：以广告创收为中心，积累资本，推动本市的广电事业蓬勃发展。

随后郑台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局领导把这副重担交给他，既是对他的莫大信任，也是极大考验，他一定不辜负局领导的期望，带领大家勇往直前，奋力开拓，以优异的成绩向局领导交上满意的答卷。

吉局长有事提前离场后，郑台长便把经济电视台全年广告创收的任务指标做了说明和分解，基本上每个部室每个人都分派有任务指标，包括办公室、技术部、财务部。他强调，我们必须首先做到交足局里的，余下才是自己的。但当大家了解到局里下达的任务指标数时，每个人的心情是沉重的，觉得太高了，有些不切实际。

郑台长安慰大家不用担心，他也会积极想办法完成局里上交任务的。另外，为了体现人文关怀和安抚大家的情绪，台里将连续发放三个月的工资后再彻底“断粮”。

自此，我的身份由“广播人”转换为“电视人”。笨鸟先飞，力挖资源，我第一步就把董总公司的电视广告业务转移到了经济电视台，同样办法，我再将袁领导原来介绍的长期广告客户也拉到了台里，这就有了基础。

郑台长说得对，电视台的广告业务比电台好做一些，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坐等客来。有些大的广告客户习惯认准市电视台，这就需要公关了，利用一切社会资源去打招呼，碍于情面，有些大客户就会把宣传费用一分为二，市电视台和市经济电视台两边都投放，以平衡关系。

但这与我无关，因为家里没有任何亲戚可以因此帮上忙，包括余红的娘家也是。于是，我采取了从农村走向城市的办法，从那些不被人注意的小客户入手，如卖农药的、卖鱼药的、卖种子的、配眼镜的、美容美发的、治疗疑难杂症的……积少成多、集腋成裘。让我为之骄傲的是，我曾引起了两家眼镜店的激烈竞争。由我经手策划的第一家眼镜店的广告播出后，效果十分明显，第二家不甘落后，去到市电视台做了广告宣传，但反响平平，于是特意托人到市经济电视台找我，指定我接手做他家的广告宣传策划，成了我的广告客户。我似乎又迎来了阳光灿烂的日子。

没想到，有一天，电台的马副台长突然电话通知我说，电台里要取消我的分房资格，原因是：1当时分房名单不是集体研究决定的；2我已经调离了电台。

我焦急得一夜没睡，束手无策，心如刀绞。余红在家里不断唠叨，说没有道理，太欺负人了。说实话，我当时真希望余红能自己出面，到电台去找文台长和马副台长他们面对面辩论，据理力争。但余红不具备此类性格，她除了陪着我在家里一块生闷气，照样一筹莫展。

我知道，这事找郑台长或是吉局长都无济于事，他们有着自己个人的利益关系，如果与己无关，就犯不着出面为我协调处理，至多抱以同情的态度。我冷静下来后，打电话给电台的叶老师打探是怎么回事？叶老师告诉我，这是文台长和马副台长两人商量的意见，他们认为洪台长退休后，不会再参与台里的事，何况他已经去了深圳。取消我的分房资格，目的是重新分配给那位易播音员，因为易播音员是吉局长亲自挑选的人才。台里其他领导心知肚明，也觉得不公平，首先是我在电台的工作年限长于易播音员，其次我的岗位调动有局里的文件依据，再者当时拟定分房名单时，都是严格按照条件和资历筛选的，马副台长也在场，并没有提出异议，而当时文台长只是中层干部，没有资格参会。

文台长本来是想以会议文件的形式，让所有台领导班子成员签字后，再以正式文件通知我的。但有两位领导班子成员不愿意签字，所以就由马副台长直接电话通知我了。

深深感谢电台另外两位领导的公平正义之心，因为一旦形成集体的书面意见，再怎么申辩，都是有很大难度重新再议的。我望眼欲穿的房子，恐怕真的易手易播音员了。

四十五

房子是大事，想到蜗居在仓库改成的房子里，冬冷夏热，余红和孩子一直在遭罪，我的心就隐隐作痛。我不敢掉以轻心，经过思前想后，去找了袁领导。

袁领导听了我“万般无奈、声情并茂”的陈述，也为我感到愤懑不平，认为完全是人为因素在损害我的正当权益。于是，他决定尽最大能力帮我一把，准备找一直都在关注着他成长的组织部某位领导，出面给文台长打个电话，过问一下情况。这不是什么违反原则的事，因为我有足够的且站得住脚的理由。

毕竟组织部是管干部的，文台长答应尊重原来的分房意见。不过，她还是有些不甘心，又让马副台长通知我，要交纳双倍的建房集资款才能保留我的分房资格，理由是我不在电台工作了，不能享受与电台职工的同等待遇。

不能再去麻烦袁领导了，我直接去了市电台与文台长面对面交涉。我问她，既然尊重原来的分房意见，为何还要交纳双倍集资款？我服从局里的人事调动安排，有没有错？再退一步，再交纳的集资款以什么名义给我开收据？是罚款还是赞助款？

文台长一时语塞，估计事先没有准备。她改口说：“唉呀，我也是难办呐，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是有人觉得不合理，天天吵闹，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再交一次集资款，暂且封住那些人的嘴巴，至于这笔款，就算是借给电台为支付工程款应急，等后面的房改政策出来后，还是会以电台职工同等的出资额与你结算，多出来的部分一定退还给你。”她还强调，为使我放心，电台将就此出具一个盖章的书面意见给我，作为凭据。

这是文台长又设置的一道门槛，她知道我的家庭条件，笃定我拿出这笔款有很大难度，于是以退为进，步步相逼。我沉思良久，长叹一口气，答应了她的要求。

我家的亲戚没有能力帮忙凑钱。大哥大嫂都是拿固定工资的普通职工，侄子以后还要上大学，即使他们有点积蓄，我也开不了口；二哥在市区做点小生意，勉强糊口，还要负担小侄子上学；我姐姐身体不太好，就姐夫一个人在挣钱，两个外甥在读书。

我唯一能想到的是董总。董总很忙，乡镇连锁门店的拓展比较顺利，生产人造奶油的事情也在逐步推进。听说我有急事找他，让我即刻过去他公司办公室。

董总俩口子都在，我把事情原委，包括袁领导帮忙，都给他们讲述了一遍。董总听完后说：“我现在资金确实很紧张，也在想法四处筹资，但是相比之下，你需要的是小数字，你我是同学加兄弟，我和老婆帮你想想办法吧。”

董总的爱人接话说：“房子是大事，应该要帮你这个忙，我们的生意从小做到大，你费了不少心思，虽说我们目前面临同样困难，但办法和门路比你多。我看这样吧，我现在就去城区的各个门店拢拢账，把这几天现金盘点一下，应该问题不大。”她说完，转头看向董总。董总叫她快去，留我在办公室喝茶等候。

董总帮我卸下了头上的“紧箍咒”，我的“头疼”轻缓了许多。董总戏谑说我属狗，真的是狗急跳墙，居然想到了去找袁领导解决问题。不过他建议，以后不到万一得已，不能随便开口请他帮忙，以免影响他的仕途。董总还透露说，袁领导马上要去乡镇任职锻炼了。我问他怎么知道的？他说我们做生意的是“社会人”，接触广泛，各种消息来得快啊。

说到这儿，董总又提起了燕子，他说“江湖”有传闻，燕子的老公品行不太好，逮住机会就吃拿卡要，翻脸比翻书快，据说还有外遇。董总接着摇摇头说，这种家务事旁人不好掺合进去的，唉，只是可惜了燕子同学……

董总的爱人抱着一个档案袋回来了，说把钱凑齐了，让我点点数。我说不用了，然后准备给他们写一张借据。董总拦住我说：“借据不用写了，等你手头活泛后再还钱吧。我现在担心的是，他们还会不会再出什么难题？”我说：“谁知道呢？”

董总站起身说：“资金往来的手续办理和还款凭据的文字表述都有讲究，我比你内行，我陪你一块去。”

我们坐的士到了市电台，文台长见我抱着档案袋还带着一个人，有些惊讶，但没说什么，让我到隔壁办公室找马副台长办手续。马副台长准备先带我到财务室交款，董总说不急，反正钱已经带来了，电台应该先出具交纳这部分款项的情况说明，等我们双方确认了再交款。

董总很认真，特别是关于房改后，电台与我结算的实际价格、余款返还时间、房产证办理等关键内容，都代表我提出了明确的意见。马副台长遇见了内行，“马虎眼”打不过去了，规规矩矩拟定了情况说明和返款协议。

协议最后经文台长审核盖章后，双方各持一份。马副台长带着我们到财务室交款，财务室又开具了一张建房集资款的收据给我。手续办完，董总看着马副台长说：“我说句直话，你们这种做法有些不地道啊，假如在我们生意场上发生这种出尔反尔的情况，那会被人收拾的。你们不能总是欺负老实人吧，幸亏他有我这个老同学帮忙解决问题，不然搞出鱼死网破的事情，有谁能担起这个责任啊？”马副台长拍拍董总的肩膀，拨浪鼓似地摇着头说：“不会的不会的、误会了误会了。”我明白董总在点拨他，也是在替我出口冤气。

我房子的烦心事总算是搞定了。想到董总说过燕子老公的事情，我有些惦记，几次电话想约她出来坐坐，她都说工作忙没有时间，等她有空了再主动约我。

郑台长对我的广告创收工作比较满意，但要我加快回款进度，因为每季度都要向局里上交任务指标款。其实我和他同样急切，因为我也要一笔一笔地积攒广告费提成后，归还董总的借款呐。

做广告业务类似做工程项目，费尽心思揽到活了，这还只是第一步，等千辛万苦把活干完了，追讨工程款那才叫折磨人。桃阳市的各类广告宣传媒体近十家，广告客户只要向外透露准备投入广告的消息，各媒体的广告业务员就会蜂拥而至，由此广告客户可以足不出户，坐等广告业务员上门，逐一洽谈和公开砍价。价格砍到底了还不算，另外再要求先刊播，后分期支付广告费，有时广告早就刊播完了，广告费却迟迟不能全部结算。

好在我的广告客户大都是小项目，广告费总额不高。站在客户的角度，我首先认真策划好每一家客户的广告内容，力求广告播出后能给客户带来实际的收益，堵住他们拖延支付的借口，同时在收款上紧追不舍，缠住不放，效果还是有的。

电台的集资房终于分配下来了，我很激动，但当中又出了点小插曲，集资房共有六层，我分在第五层，第三层的同事有意见，说他的资格比我老，凭什么我住的楼层比他高？我没有争论，毫不犹豫同意对调，高与低对我无所谓，这比住仓库可是强百倍了。终于在城里有了自己的房子，我异常兴奋，我是农村出来的人，不能忘本。

那时候没有电梯房，大多数人偏爱高楼层，因为住得高看得远，风景好啊。未曾想，等上了年纪才知道，一袋米背上五楼和三楼的区别是很大的。

集资房是毛坯，我没有经济实力大修大整，保持原样结构和已有的木门木窗，只是刷刷涂料，铺设一般的瓷砖，安装点简单的灯具，能住进去就行了。搬家那天，人家是乔迁之喜，我是乔迁之累，所有的旧家什，只要还能将就用的，都大包小包或整体搬进了新房。董总又给了一个红包，袁领导的爱人送了一套崭新的床上用品，我挽留他们在家里吃了顿“开伙饭”。

董总安慰我不用着急还钱，他说不缺我那点钱。袁领导说我被评上了“省青年岗位操作能手”，要我抽空去把证书拿回来，再把证书的复印件交到我们广电局的人事科，可能会据此增加一点档案工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