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守护(2/2)

首发：~七 守护

第二，即使有人关注了，也只是为社会增添了恶的观感，但这种观感在中国已经积累太多。我不能为了洗刷自己，把他们的恶变成公共垃圾。

而且，我还从杨长勋整理的材料中看到，那几个“伪斗士”的恶，大多是因为从小缺少善和爱的滋养，形成了一种可谓“攻击亢奋型”的精神障碍，其实都是病人。例如那个纠缠我最久的人，小时候居然是被父母亲当作物品卖掉的，即使变态，也很值得同情。这实在是一种“世代递接灾难”的人类学课题，庞大而又深远，不应该只是就事论事地谴责这几个人。

据金克林说，杨长勋的妻子同意我的决定。

我和马兰每天都躲在深圳家里，很少外出。楼下大门口有一排信箱，也有我们的一个。

马兰关心楼下的信箱，还是在等安徽的回信。

这天她又沮丧地上楼了，手上拿着一封从上海转来的英文信，交给我。

我拆开，看了一遍，不相信，再看一遍。

马兰发觉我的鼻子轻轻抽搐了一下，赶紧过来，问我怎么了。她知道事情出在那封英文信上，就把那信拿过去，用一只手拍在信纸上，问：“上面写了什么？”

我又把信纸拿回，闭了一会儿眼，抬起头来对她说：“这是美国纽约市文化局、林肯艺术中心和美华协会联名写给你的一封公函，通知你，你已被他们评为亚洲最佳艺术家。而且，还是其中的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我尽量说得平静。

“这不可能。我已经好几年没演了。”她摇头。

“信上说，这是美国二十四位资深戏剧评论家投票的结果。他们中不少人，在十年前看了你在洛杉矶的演出。其他评委，也看了你的录像。”我说。

她的表情开始凝冻。

我继续说下去：“信上还说，这个奖的评判标准很严。‘亚洲最佳艺术家’已经很不容易，而其中的‘终身成就奖’更是少而又少，除了电影艺术家黑泽明，舞蹈艺术家林怀民外，中国戏曲界只有张君秋、袁世海等寥寥数位得过。你是几十年来这个奖项的最年轻获得者。他们正在安排时间，你要亲赴美国纽约领奖，还要准备作一个获奖演讲。”

她不说话，一直呆坐着。

我说，我陪你到外面散散步吧。

这是傍晚时分，深圳的空气中充满潮气，有点闷。我们在一条木架路上默默地走了很久，她突然说：“这事千万不能让国内的媒体报道。一报道，不知会折腾出多少是非。”

我当然知道她的意思。不是怕，我们两人已被遭践成这个样子，早就不怕什么。但是，我们还是担心一团团嫉妒的阴云把文化界更多的好事全都变成坏事。因此，这些年来我只要遇到了有可能引起别人注意的事，总是小心翼翼地躲开媒体——

例如，我应邀到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马里兰大学、纽约大学作有关中华文化的巡回演讲，其实每次都很轰动。现场总有不少华文报刊的记者，我都请求他们不要报道，免得引起国内媒体的注意。

二〇〇六年初收到北京《中关村》杂志的通知，根据他们在很多知识分子中的投票评选，我被评为“中国最值得尊敬的文化人物”。我立即回信请求他们，这个消息只能在他们自己的杂志上低调刊登，不要广泛报道。

又接到通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大学和《中华英才》编辑给我授奖，表彰我“以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持续努力，把‘深度研究’、‘亲身考察’、‘有效传播’这三项学界使命结合在一起，在海内产生了巨大影响。”我又立即请求他们尽量不要报道。

上海终于传来了正面消息，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决定在高等艺术院校设立大师工作室，经过评选，先确定了周小燕教授和我。这就意味着，我和妻子又可以回上海居住了。但是我与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纠缠了很久，希望不要用“大师工作室”这个名号，因为这又会让那些“伪斗士”闹上一阵。上海市教育委员会说这是一种早就定下来的体制，改不了，但同意我的意见，不作广泛报道。

然而，不管怎么掩盖，也总有缺口被那些人挤进来。眼前又有了一件：我在家乡出生的老屋，由于经常有不少海内外的读者来参观，给现在的屋主带来很大的困扰。我听说后就把它买下，赠送给镇里，请他们见到参观的人开一下门。但是，老屋已是危房，维修、打扫、看管的事情超出了乡亲的能力，因此镇里就问县里，能不能由县里保管。这本是一件芥末小事，不知怎么被一个年轻村民捅上了网，那几个“伪斗士”一见，又在全国掀起轩然大波。所有的矛头都针对着我可怜的乡亲，骂他们怎么胆敢把我家老屋当作“文物保护单位”而试图赚钱。我知道，这铺天盖地的网上风潮，一定把镇里的乡亲和县里的官员吓着了，哪里还敢再保存老屋。我连忙写信给乡亲，请他们在村庄建设时把老屋拆除。

我想，无论如何，不要让我父母亲的结婚鼓乐、我妈妈的油灯书信、我祖母的衰年固守，包括笃公和情人的夜夜吟唱，全都淹没在那几个“伪斗士”的口水之中。

从老屋，又想到妈妈。

我在心中轻轻地说：妈妈，那些人不仅不让我们在任何一座城市居住，而且还不准保留我们最早的住所！

我们又赶回上海，去看妈妈。妈妈坐在一把藤椅上，我捋着她花白的头发，回忆着一个个与那间老屋有关的故事。但是，老屋已经不能保留的事实，却不能向她透露。

老人家对于越老的事，记得越清楚。我问她，从进门到灶间，一共是几步，她快速说出。我又问她，后门小巷间的雨水缸，直径多大，她立即张开双臂比划了出来。我还问她，我出生的那张床，床框上刻着哪几句古诗，她也毫不顿挫地流畅背出。但是，这一切都将变为废墟。

与齐华通了一次电话，他说余鸿文先生已在四个月前去世，他也刚刚从余鸿文先生的女婿那里听说。我问，老人安葬在哪里，他说骨灰盒暂时安放在一个殡仪馆的安灵堂。正巧，与我父亲是同一个殡仪馆。

那天下午，马兰在家里陪妈妈，我一个人去了殡仪馆的安灵堂。马兰太敏感，那样的地方不适合去。

在安灵堂，我祭拜了爸爸和余鸿文先生的灵位。他们的位置，离得不远。我特别向余鸿文先生的灵位深深鞠了一躬，他是祖父辈的长者，作为我爸爸、妈妈的婚姻大媒，他又是我生命起点的攒合者。

我的事情做完了，顺着安灵堂的甬道离开。突然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笑容，那是一个骨灰盒上一帧发黄的照片。一看名字，原来是我的忘年之交徐扶明教授。他还是用那种忧郁而幽默的眼神看着我，我立即退后一步，向他深深地鞠了一躬。

这引起了我的注意，觉得这里可能还有其他文化界人士，便放慢脚步，左右打量。这一打量不要紧，就在徐扶明教授的对面，我看到了曾远风的名字。走过去看生卒日期，他是八个月前去世的。

我又回头看看徐扶明先生的骨灰盒，只隔了一条甬道。立即想起徐扶明教授那次给我讲的话：“老弟，人生如戏，角色早就定了。有人永远是打手，有人永远挨打。”

我想与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商量，能不能把这两人的位置移开一点，不要靠得那么近。但一想这必须通过双方家属，非常麻烦。而且，说不出理由。

走出安灵堂大门时我又停步了。我的眼角仿佛扫到，就在最靠大门的地方，有一个骨灰盒上的名字有点奇怪。也姓余，这是首先吸引我的地方；再看，叫余颐贤，原来是他。家乡的盗墓者，后来又做过不少好事。真是他吗？他什么时候到了上海？会不会是同名同姓？从骨灰盒上的生卒年份看，他是在九年前去世的。

我希望真是他。从故乡山间的月色下一路走到这里，很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