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八课 结课闭门(1/2)

首发：~第四十八课 结课闭门

余秋雨：

按照原定计划，中国文化史的四十七堂课已经完成。课程结束时，教师总会做一个总结，我想了很久，决定不做这件事了。与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不一样，历史并没有什么规律，一段与一段都不一样，今后的发展更无法预计，因此，硬要去总结是一种粗暴，除非，是为了写论文。

我记得英国哲学家罗素写的一个回忆。在“十月革命”之后，西方世界都敌视苏联的新政权，罗素却决定亲自去访问。这让苏联当权者非常高兴，派出一批革命学者陪着他坐船游历伏尔加河。船上时间很长，他与那些革命学者有了充分交谈的机会。罗素发现，这些革命学者的最大特点，是自以为完全弄清了人类历史的全部规律。不管说哪个时代，哪个国家，哪个复杂问题，他们都有结论，而且是共同的结论。这让罗素这位世界著名的大学者非常吃惊，后来又开始厌倦，不想听了。他一次次力图摆脱他们的说教，让船停靠在小岛上，听贫苦流浪渔民的哀伤演唱。

其实我们也很熟悉苏联学者的这种毛病。环视身边，总有那么多文人、学士，觉得天下一切事物的规律一清二楚，而且都牢牢捏在自己手上。在北大校园走一走，就能看到不少教师和学生都有这种随时准备给你讲解各种结论的气度，只等有人来问。

因此，我们这门课反其道而行之，不做结论。不是谦虚，而确实不存在这种结论。但是，不做结论好像很难结束一件事情，就像要离开一个老院子了，却没有把后门关住。

我想了一个关门的好办法，那就是跳开历史的通道，说说同学们毕业后一定会遇到的一些文化现象。什么文化现象呢？请记住，你们今天很少再有机会接触我们上课时所说的一切了，经常遭遇的，大多是当代的负面文化。

这就是说，我们要用负面文化来结束课程了。

在一个负面的点上离开，好像不妥吧？妥，我说。你看后门，总是背过身来才关上的。

你们是中国文化的天然继承者，因此，你们即将遭遇到的负面文化，也必然成为中国文化史的一部分。而且，那些负面文化的根脉，确实也来自过去。不妨说，它们从历史中来，遇到特别气候，重新发育，成了新的历史。新的历史中当然也有很多正面文化，这已被说得太多，我们时间不多，也就省略了。

我算了算，你们毕业后一定会遇到的负面文化，大概有五六种。这要一一说起来，就太长了。我想选择其中一个，像“解剖麻雀”一样做一个示范。选中的一个，叫“刀笔文化”。

“刀笔文化”也可称之为攻讦文化、诽谤文化、谗夫文化、诛心文化、匕首文化、整人文化。一听名目，就知道是干什么的了。这种文化，古代一直存在，却一直没有形成气候。

为什么没有成气候？因为中国的文气、文风，从一开始就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正面共识。

从《周易》、《尚书》、《左传》、《论语》开始，到诸子百家，各书各家所立文字，虽然体裁不一，观点各异，却呈现出一种相通的风范和品质。那就是：正派、大方、高尚、简约。虽有重言，却无恶语；虽有批判，却无阴损。对于论敌，不管争执多么激烈，也都互相视作君子。言语所及，多辩大道，而不涉私恨。

这是一个重大的文化奠基，使中国文化几千年来一直都离不开这种“正脉血统”。

世上当然有大量的恶浊需要清除，但中国文化反对以恶浊来清除恶浊。因为那样不仅不能清除，反而让恶浊倍增。屈原的《离骚》和司马迁的《史记》都写到了他们极为反感的恶浊，但他们是动用了什么样的语言和文风？我想大家都记得，前面的课程中都讲过了。

我建议大家有空去读一读魏晋时期那位嵇康所写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明明是一封绝交信，写的人又是一位不惜赴死的壮士，请看人家用的是什么样的文笔和口气。

现在有些文人总是随手对着不认识的名人投掷石块，而真正一遇灾难他们又逃得比谁都快。在《与山巨源绝交书》面前，他们不知会不会无地自容？

有人告诉我，他们不会无地自容，只会捡起石块，向着遥远的嵇康投去，因为他让他们不舒服了。

在中国历史上，那些恶毒文字的出现，首先不是在文坛，而是在朝廷。朝廷上的输赢，你死我活，因此，告发密奏，当堂严斥，句句见血，如同刀戟。这种情况，到了明、清两代实行“文字狱”的时候，便由一批“刀笔吏”和“文化鹰犬”引入到了文坛。文坛，在万分惊惧之后，也渐渐适应了恶毒和凶猛。

文坛的恶毒和凶猛，呈现出了与官场不同的特征。那就是把夸张的虚构的愤怒铺排得抑扬顿挫，再加添一点儿文史知识和感彩。因此也就戴上了文化的面具，足以蛊惑和欺骗很多民众。

一切潜伏在文化中的恶毒和凶猛，很有吸引力，也有某种实用性，因此慢慢鼓荡开来，成为某些文人的表演方式，又渐渐沉淀为他们的本能。我们常见这样的文人，在日常生活中萎靡、胆怯、平庸，但一拿起笔，却激烈、暴虐、蛮横，而且邪思滚滚，劣词滔滔，可谓才华横溢。他们的人格，已被刀笔重塑。

官场的恶毒是为了影响皇帝，文坛的恶毒是为了影响民众。在现代出版业和现代传媒业还没有出现的时候，文坛的恶毒没有途径影响民众，因此基本上还缺少“用武之地”。“刀笔”再凶，毕竟不是真刀，必须要靠很多读者的误信、起哄，才能真正伤人。正因为如此，“刀笔文化”的摇篮，是旧上海新冒出来的那些报纸杂志。然后，又波及少数“开埠”或“半开埠”城市。

正巧，那时，中国社会上各种势力的明争暗斗纵横交错，为“刀笔文化”提供了大量话题。中国文化在转型和断裂之中很容易会失落前面说到的“正脉血统”，而各种争斗中的相关首领又会鼓励文人们以攻讦、毁谤的方式对付敌对势力，于是刀笔渐渐成为报刊间的一种让人害怕的特殊势力。文人只要狠心一试，又容易获得名利。一些不错的作家由于心存苦闷也会涉足其间，结果，他们原有的文化名声也就加重了刀笔的分量。

那样的时代，孔子、孟子没人读了，《尚书》、《左传》读不懂了，《与山巨源绝交书》没有人知道了。结果，很多初涉文化的年轻人，就把那些刀笔当作了文化的正统，文学的范本，这就产生了历史性的重大误会。

在中国现代，有一些赞颂性的词句，一听，大多是在表扬刀笔文化。例如：“摧枯拉朽”、“令敌丧胆”、“一针见血”、“刺刀见红”、“击中要害”，等等。在“”灾难中，甚至流行着“拿起笔，做刀枪”的口号，那是对刀笔的最直接注释了。

我们北京大学，是刀笔的重要养成地。甚至可以说，中国现代的种种刀笔，追根溯源，大多与北大有关。我很怕你们中有些人，以后也投入刀笔之阵，因此要在这门课关门之前郑重劝阻。

刀笔之所以能成为文化，因为它构成了自己的逻辑。这种逻辑，很容易把人“旋”进去，因此要做一些分析。

刀笔文化由以下四项逻辑构成——

第一项逻辑：因进攻而正义。

凡刀笔，都自封正义。但是，这里出现了一个颠倒的逻辑。正常的说法，是“为正义而进攻”，但是，刀笔的逻辑反了过来：“既然进攻，当然正义。”在根子上，这已经接近强盗逻辑：“我抢劫你们，证明你具有被抢劫的资源，所以应该被抢劫。”

有些进攻者表面上没有那么蛮横，也能讲出一点儿理由，但是，即使把那一点儿理由放大千倍，也抵不过进攻所造成的伤害。

我们中国人常常会产生一种误会，认为那些文字上的进攻和诬陷只是“笔墨官司”，而“笔墨官司”就不是“官司”。连法学界也有不少人认为，动手打一个人是犯法的，而发表文章诽谤一个人则未必。这说明，我们至今还只是把人看成是一种肌肤存在、肉体存在，而不是人格存在、名誉存在。动手打了一个人，当然是坏事，但肌肤的痛感很快就会过去；但是，公开发文诽谤一个人，很可能伤及心灵，影响广远，很难康复。

你们年轻，也许会天真地认为，那种刀笔可能也会有一点儿积极作用吧？你们肯定是把刀笔与正义人士对贪官污吏、腐败衙门的揭露混为一谈了。其实，自古以来，刀笔多数就是“衙门周边人”，或曰书吏，或曰笔佣，或曰文侍，却又装成出世闲人。他们为什么能在衙门近旁如此放胆冲杀，大多是因为先在衙门里打听到社会上哪些名人即使被攻击也得不到任何保护，便立即举笔为刀，杀声震天。对于衙门内外的各路“达人”，他们只会小心奉承，紧紧追随。因此，你们如果要问，刀笔在批判官场弊病、社会黑暗上有没有可能发挥一点儿正面作用，我的回答是，一点儿也没有，而且不可能有。我比你们年长，见过太多的刀笔行径，因此可以回答得如此斩钉截铁。

其实，你们只要从最轻微处着眼，看看文学评论方面的刀笔，就知道了。他们如此辛辣尖刻，有没有对哪一个被攻击的作家带来过一丝一毫的帮助？几十年过去了，完全没有发现。那么，他们有没有对其他读者带来一丝一毫的启发？几十年过去了，完全没有发现。如果有，请举一例，只需一例。

这正像，有些流氓会从楼房窗口向院子里的居民抛掷污秽之物，臭气冲天，人人逃奔，你总不能说，这些污秽之物对于院里的花草也会起到一点儿“施肥”的正面作用。何况，他们除了污秽之物外，还会抛掷碎砖和石块。

刀笔文化的第二项逻辑：因虚假而激烈。

刀笔文化所依凭的，绝大多数是谣言。或许有一点儿起因，却被无限扩大，其实也成了谣言。因此，刀笔文化又可以称之为“谣诼文化”。